CMC清洗後續——張又俠劉振立均已被查CMC目前僅剩兩人解放軍指揮鏈空洞化

CMC清洗後續——張又俠劉振立均已被查CMC目前僅剩兩人解放軍指揮鏈空洞化

日期：2026-06-13

來源議題：20260613_議題06_CMC清洗後續——張又俠劉振立均已被查CMC目前僅剩兩人解放軍指揮鏈空洞化

---

---

title: CMC清洗後續——張又俠劉振立均已被查CMC目前僅剩兩人解放軍指揮鏈空洞化

type: assessment

status: draft

author: Antigravity-Compiler

reviewer: 待指派

date: 2026-06-13

source: Agent V3.1 Claude Fallback

---

CMC清洗後續——張又俠、劉振立均已被查，CMC目前僅剩兩人，解放軍指揮鏈空洞化

報告日期：2026年06月13日

生成時間：2026-06-13 03:00（台北時間 UTC+8）

一、執行摘要與核心判斷

核心命題：

1. CMC副主席張又俠與聯參部參謀長劉振立於2026年1月被查，CMC僅剩習近平與張升民，指揮鏈空洞化前所未有。

2. 習近平以政治忠誠優先於作戰效能的邏輯持續清洗軍隊，短期內鞏固個人權力但中長期削弱軍事準備度。

3. 解放軍在指揮層空洞化狀態下仍維持高強度對外展示，顯示結構性對外強硬動因獨立於高層人事穩定性。

本報告追蹤分析2026年1月24日中國國防部宣布CMC副主席張又俠與CMC委員暨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因「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以來的事態發展與戰略影響。此次清洗的規模與層級均為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張又俠是繼1971年林彪事件後最高階被清洗的軍事領導人。CMC目前僅剩習近平（主席）與張升民（副主席，中央紀委駐軍委紀檢組原組長，職業政工出身），形成一個在制度設計上應有11至12名成員的最高軍事決策機構僅剩2人運作的前所未有局面。截至2026年6月13日，尚無正式接任者公布。本報告將從清洗的政治邏輯、對軍事指揮鏈的影響、核武安全、對外行為模式、以及國際安全意涵五個面向進行深度分析，並評估習近平重建CMC陣容的可能路徑與時間表。

二、事件脈絡與長期知識連結

中共軍隊高層清洗的歷史可追溯至建黨以來的多次政治運動。然而，2023年起的這一輪清洗在規模、速度與系統性上均超越了此前任何時期。2023年7月，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與政委徐忠波被突然免職，隨後確認被調查。2023年10月，時任國防部長李尚福失蹤並於12月被免職。2024年，裝備發展部多名高層被查，火箭軍幾乎整個領導層被替換。2025年，清洗擴展至戰略支援部隊（SSF，後改組為資訊支援部隊）與聯合參謀部。2026年1月，清洗到達頂峰——CMC副主席張又俠與聯參部參謀長劉振立同日被宣布接受調查。

張又俠的被查具有特殊政治意義。張又俠（1950年生）是「紅二代」中軍事資歷最深者之一——其父張宗遜為開國上將，張又俠本人參加過1979年中越戰爭，是解放軍現役將領中極少數具有實戰經驗者。在習近平2012年上台後，張又俠被視為習的核心軍事盟友，2017年晉升CMC副主席，2022年連任。張又俠的被查顯示，習近平的清洗已經超越了「反腐」的範疇，進入「連核心圈盟友亦不可信」的極端猜疑狀態。《China Leadership Monitor》分析指出，張又俠的被查可能與火箭軍採購腐敗案的擴散有關——張又俠在2017至2022年間分管裝備工作，火箭軍的裝備採購腐敗在其任內發生，即使張本人未直接參與貪腐，其「失察」責任亦足以構成政治問責的依據。

劉振立的被查則更直接影響軍事指揮效能。劉振立（1964年生）2023年10月接替李尚福出任CMC委員，同時擔任聯合參謀部參謀長。聯合參謀部是解放軍實施聯合作戰指揮的核心機構，負責作戰計劃、戰備值班、軍事情報與聯合訓練。參謀長被查意味著這一關鍵職位在2026年初即出現空缺，而此時恰逢解放軍在西太平洋實施史上最大規模的遠海展示（雙航母突破第二島鏈），聯合作戰指揮中樞的領導空白與前線高強度軍事活動之間的矛盾令人關注。

CMC的制度設計原為11至12名成員：1名主席、2名副主席、4至5名委員（通常包含國防部長、聯參部參謀長、各軍種司令或政委）。目前僅剩2人運作的局面意味著：第一，軍事專業空白——張升民為政工系統出身（歷任紀檢監察崗位），缺乏部隊指揮與作戰規劃經驗，事實上CMC內部無人具備軍事專業能力向習近平提供作戰建議；第二，決策瓶頸——所有重大軍事決策必須由習近平親自裁定，缺乏副主席分擔的制度能力，決策效率在危機情境下可能嚴重下降；第三，信號效應——CMC空洞化向全軍傳遞「任何人都可能被清洗」的信號，高階軍官在此環境下傾向於避免風險性決策、迴避責任、以及過度向上請示，這些行為模式在和平時期表現為官僚效率低下，在戰時則可能導致指揮遲滯與決策癱瘓。

三、能力、戰術與制度分析

從軍事能力角度分析，CMC清洗對解放軍作戰能力的影響可分為三個維度。第一是核武指揮控制維度。火箭軍是解放軍核力量的主要載體，自2023年起火箭軍幾乎整個領導層被替換——從司令員、政委到各基地指揮官，多人被查或免職。中國的核指揮控制體系（Nuclear Command,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s, NC3）由CMC主席直接掌控，理論上核武使用授權僅由習近平一人決定。然而，實際運作中，火箭軍領導層負責核力量的日常管理、戰備值班、技術維護與演訓。領導層的大規模替換引發多個疑問：新任指揮官是否已完全掌握核武器操作程序？核彈頭與投射載具的物理控制權在人事更替過程中是否存在交接漏洞？美國情報界對中國NC3可靠性的評估是否需要更新？

第二是聯合作戰指揮維度。2015至2016年軍改後，解放軍建立了「CMC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指揮體制。五大戰區（東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在聯合作戰中接受CMC通過聯合參謀部下達的指令。劉振立被查使聯參部參謀長空缺，這一職位是CMC與戰區之間的關鍵銜接點——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的作戰命令需經聯參部審核並上報CMC批准。在參謀長空缺期間，此一環節由聯參部副參謀長代行，但副參謀長缺乏制度性授權做出重大作戰決策，任何超出既定預案的情況都需要升級至習近平本人。這一制度瓶頸在解放軍同時在西太平洋（雙航母）、南海（黃岩島、太平島）、台海（ADIZ巡邏）多個方向實施軍事活動的背景下尤為突出——多方向同時活動需要高效的聯合指揮協調，而CMC的決策能力恰恰在此時最為薄弱。

第三是軍事現代化維度。2023年以來被查的將領中，多人涉及裝備採購與技術研發領域。裝備發展部（原總裝備部）負責解放軍全軍武器裝備的規劃、採購、試驗與管理。該部門多名高層被查，直接影響多個重大裝備項目的決策連續性——包括殲-20隱形戰機的後續批次生產、055型驅逐艦的改進型研發、高超音速武器的試驗進程、以及海軍第三艘航母福建艦的海試日程。雖然這些項目在技術層面由科研機構與國防工業集團推進，但關鍵決策（如是否批准量產、是否調整技術指標、如何分配預算）需要裝備發展部與CMC的政策指引。清洗造成的決策真空可能使部分項目進入「漫無方向的技術漂移」狀態。

從制度分析角度觀察，此次清洗暴露了解放軍政軍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中的一個根本矛盾：黨的絕對控制與軍事專業主義之間的張力。習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來，持續強化「黨指揮槍」原則，將政治忠誠置於軍事專業能力之上。2016年軍改的核心目標之一即是打破軍種壁壘，強化CMC（即黨中央）對軍隊的直接控制。然而，清洗的規模已經超越了「懲治腐敗、維護紀律」的範疇，進入了「系統性瓦解軍事專業階層」的危險地帶。當CMC內部僅剩一名不具軍事專業背景的副主席時，最高軍事決策機構實質上失去了向最高決策者（習近平）提供獨立軍事專業建議的能力。這一局面在和平時期或許可以維持——日常軍事運作由各級指揮官按既定規程執行——但在危機或戰時，缺乏高層軍事專業判斷的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

四、威脅評估與替代解釋

從威脅評估角度分析，CMC清洗對區域安全產生的威脅具有雙面性。一方面，清洗可能降低中國發動預謀性軍事行動的能力——指揮鏈空洞化使大規模聯合作戰（如對台兩棲登陸）的規劃與執行面臨重大組織障礙。另一方面，清洗可能增加意外衝突升級的風險——當高層指揮中樞功能不全時，前線指揮官在危機情境中的自主行動空間擴大，誤判與擦槍走火的機率上升。此外，習近平在指揮鏈空洞化背景下仍持續下令高強度軍事展示（雙航母遠航、CCG擴張行動），顯示對外強硬是不受內部人事動盪影響的政治剛需——這意味著即使指揮能力弱化，對外軍事壓力的結構性動因（主權宣示、民族主義敘事、領導人威望）仍然持續驅動高風險行為。

北京視角： 從習近平的政治計算角度分析，持續清洗的邏輯完全合理。第一，反腐的政治紅利——每一次落馬高官的宣布都強化了習近平「從嚴治軍」的形象，向全軍傳遞「反腐永遠在路上」的信號，這在中國國內政治語境中具有正面意義。第二，打破利益網絡——火箭軍採購腐敗被認為涉及數百億人民幣規模的利益輸送，牽涉軍工企業、地方政府與軍隊高層的複雜網絡。不徹底清除這一網絡，任何新任命的官員都可能被舊有利益結構所吞噬。第三，個人安全考量——在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中，軍隊高層的忠誠度直接關係最高領導人的人身安全。張又俠作為「紅二代」核心圈成員的被查，可能反映習近平對這一群體整體忠誠度的重新評估——如果連最親近的盟友都可能背叛，那麼唯一的安全策略就是確保所有掌權者都絕對依附於自己。第四，歷史先例——毛澤東在1960至1970年代對軍隊的反覆清洗（彭德懷、林彪等）並未阻止中國參與重大軍事行動（如1969年珍寶島衝突），習近平可能認為清洗不會實質削弱軍隊的對外行動能力。

區域類比——蘇聯1937年大清洗與軍事效能： 斯大林在1937至1938年間對蘇聯紅軍的大清洗是歷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忠誠優先於軍事專業」的案例。清洗期間，紅軍五名元帥中的三人被處決，15名集團軍級將領中的13人被清除，85名軍級將領中的57人被清除。大清洗的直接後果在1939至1940年蘇芬戰爭中暴露無遺——蘇軍在面對小國芬蘭時遭受慘重損失，暴露出指揮混亂、戰術僵化、軍官規避責任等問題。然而，蘇聯最終在二戰中重建了有效的軍事指揮體系——部分原因是戰爭本身迫使斯大林將軍事決策權下放給專業軍官（如朱可夫、科涅夫等）。習近平的清洗規模遠不及斯大林，但其對軍事效能的影響路徑具有結構性相似——政治忠誠篩選導致專業能力流失、軍官規避風險、指揮創新受抑。關鍵差異在於：習近平面對的不是全面戰爭而是灰色地帶與危機管理場景，而這些場景恰恰需要靈活的前線判斷力，而非僵化的層級請示。

反論者視角： 第一，「腐敗確實嚴重」論——火箭軍採購腐敗可能涉及飛彈品質造假（據未經證實的傳聞，部分飛彈彈頭被灌水或使用劣質材料），若此為真，清洗不僅是政治需要更是軍事安全的必要措施——寧可忍受短期指揮混亂也不能容忍核心武器系統不可靠。第二，「代際更替」論——被清洗的將領多為1950至1960年代出生，其軍事觀念形成於機械化戰爭時代；清洗客觀上為1970至1980年代出生的「資訊化世代」軍官打開了晉升通道，長期而言可能有利於解放軍的技術轉型。第三，「制度韌性」論——解放軍的日常運作並非完全依賴CMC的即時指揮——五大戰區擁有相當程度的日常運作自主權，各軍種的訓練、後勤、人事管理亦有獨立的制度運作能力，CMC空洞化不等於全軍癱瘓。

五、趨勢、觀測指標與政策意涵

從趨勢研判角度，CMC清洗的走向可能遵循以下路徑。短期（2026年下半年），習近平將面臨重建CMC的壓力——長期維持2人CMC在制度上不可持續，預計在2026年下半年或2027年兩會前後宣布新的CMC委員名單。新任命的人選將嚴格依循「政治絕對忠誠+無獨立權力基礎+技術能力可接受」的篩選標準。中期（2027至2028年），新CMC陣容需要1至2年的磨合期才能建立有效的集體決策能力，此期間解放軍的最高決策效率將低於歷史常態。長期（2028年以後），若清洗不再擴大且新任命者獲得穩定在位時間，CMC功能可望恢復——但清洗留下的組織文化創傷（風險規避、過度請示、缺乏諫言氛圍）將需要更長時間修復。

就政策意涵而言，CMC清洗對各方行為者的影響如下。對美國：第一，核武風險評估需更新——國防情報局（DIA）與戰略司令部（STRATCOM）應評估中國NC3在人事動盪期間的可靠性，考慮是否需要調整核態勢；第二，危機溝通渠道弱化——CMC空洞化意味著中美軍事熱線（2023年恢復）的對口層級可能下降，危機時期直接溝通的有效性存疑；第三，情報收集優先序——CMC人事動態應列為對中情報收集的最高優先項目之一。對台灣：第一，不應將清洗解讀為威脅降低——灰色地帶行動與常規軍事展示不受清洗影響，台灣面臨的日常軍事壓力未見緩解；第二，應關注前線指揮官的自主行動風險——在CMC指揮鏈弱化期間，東部戰區或南部戰區的前線指揮官可能在擦槍走火場景中缺乏即時向上請示的管道，意外衝突升級風險上升。對日本與區域國家：第一，解放軍在指揮鏈空洞化狀態下仍維持高強度遠海活動（雙航母突破第二島鏈），顯示這些活動的驅動力來自制度慣性與政治指令而非軍事專業判斷，預判對手行為時不應假設「理性軍事行為者」模型完全適用。

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習近平的軍隊清洗揭示了威權體制中「領袖安全困境」（dictator's security dilemma）的經典邏輯：最高領導人越是集中權力，越需要確保所有掌權者的忠誠；而確保忠誠的最直接手段是清洗——但清洗本身又產生新的不安全感（誰是下一個背叛者？），形成自我強化的循環。這一邏輯在史達林、毛澤東、薩達姆等歷史案例中反覆出現，其共同結果是：短期內確保了領袖的權力安全，但中長期削弱了國家機器（特別是軍隊）的專業效能與組織韌性。習近平是否能打破這一循環，取決於他是否能在「政治忠誠」與「軍事專業」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而2026年的跡象顯示，天平仍然向政治忠誠傾斜。

六、結論、情報限制與參考文獻

本報告的核心結論如下：CMC清洗是習近平時代黨軍關係中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其影響將持續數年。短期內，CMC空洞化對解放軍的預謀性大規模軍事行動（如對台登陸）構成組織障礙，但對灰色地帶行動與常規軍事展示的影響有限。中期而言，清洗對軍事專業能力、組織文化與指揮效能的損害將逐步顯現——特別是在需要快速決策的危機場景中。長期而言，清洗的遺產取決於習近平能否成功重建一個既忠誠又專業的CMC——歷史經驗對此並不樂觀。對國際社會而言，最緊迫的關切是核武指揮控制的可靠性——火箭軍的大規模人事更替在核安全領域創造了不確定性，這一不確定性本身即構成風險。

情報限制： 第一，中國政治與軍事決策過程高度不透明——清洗的真實原因（是腐敗、政治鬥爭還是忠誠懷疑）無法從公開來源確定。第二，火箭軍NC3的具體運作狀態屬最高機密——外部觀察者無法評估核武指揮控制是否真正受到影響。第三，被查將領的具體涉案情節未公開——「嚴重違紀違法」的官方用語涵蓋範圍極廣，從經濟腐敗到政治野心都有可能。第四，新任命人選的資訊有限——即使公布新CMC委員，其個人能力、政治傾向與對外政策立場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從公開來源評估。第五，軍心士氣為主觀因素——清洗對中層軍官的心理影響是最重要但也最難觀測的變量。

參考文獻：

• The Diplomat. (2026, January). The purge of Zhang Youxia and Liu Zhenli: Why and what's next for China's military. https://thediplomat.com/2026/01/the-purge-of-zhang-youxia-and-liu-zhenli-why-and-whats-next-for-chinas-military/
•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026). Why is Xi still purging his generals? https://www.prcleader.org/post/why-is-xi-still-purging-his-generals
• PBS NewsHour. (2026). How a purge of China's military leadership could impact the future of Taiwan. https://www.pbs.org/newshour/world/how-a-purge-of-chinas-military-leadership-could-impact-the-future-of-taiwan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2026).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6*. Routledge. https://www.iiss.org/publications/the-military-balance
• Blasko, D. J. (2012). *The Chinese Army Today: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Routledge.
• Scobell, A., et al. (2020). China's grand strategy: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 RAND Corporation.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7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