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軍事大清洗黨軍關係質變

習近平軍事大清洗黨軍關係質變

日期：2026-03-19

來源議題：20260319_議題05_習近平軍事大清洗黨軍關係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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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習近平軍事大清洗與黨軍關係質變——Saunders「有條件服從」崩解論

研究時間： 2026-03-19 05:10

原始來源： Dr. Phillip C. Saunders, "PLA Autonomy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 Purges," *PLA Watch Special Issue*, 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

來源連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分析類型： 深度議題研究報告（十二節全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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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摘要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INSS/NDU）資深研究員乍利普．乍桑德斯（Phillip C. Saunders）博士發表之專題研究，對中共黨軍關係的根本性質變提出系統性理論解釋。桑德斯博士的核心論點直指：習近平自2012年掌權以來，已從根本上顛覆了中共建政七十餘年來黨軍互動的基礎範式——「有條件服從」（conditional compliance）。此一延續自毛澤東時代、歷經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數代領導人不斷修正但本質未變的隱性契約，在習近平的兩波史無前例的軍事清洗中遭到徹底瓦解。

第一波清洗（2013至2015年）以反腐為名義清除了徐才厚、郭伯雄為代表的前朝軍事權力網絡，尚可被詮釋為新任領導人鞏固權力基礎的傳統做法。然而，第二波清洗（2023至2026年）的規模、層級與政治意涵已完全超出歷史先例：從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國防部長李尚福的落馬，到2026年1月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的遭整肅，清洗刀鋒已觸及共軍權力金字塔的最頂端。當張勝民（Zhang Shengmin）成為軍委體系中碩果僅存的「最後一位將軍」時，桑德斯博士指出這不僅是人事危機，更標誌著黨軍關係的結構性斷裂。

桑德斯博士在此基礎上提出四種可能的未來黨軍控制模式，並對各模式下共軍戰備能力、對台軍事行動時間表及區域安全秩序的差異化影響進行評估。其核心結論是：短期內軍事清洗對共軍作戰準備——尤其是對台聯合登陸作戰能力——造成顯著的破壞性影響，為台灣及區域盟友開啟了一扇難得的戰略機遇窗口。但長期而言，清洗的後續效應充滿不確定性，可能走向更為僵化的個人獨裁控制，也可能在極端壓力下催生難以預期的制度性反彈。本報告以台灣中央社總編輯視角，對此一攸關區域安全的重大研究進行十二節全文深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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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aunders學術背景與研究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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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利普．乍桑德斯博士為美國學術體系內研究中共軍事事務最具權威性的文職學者之一。其任職機構——美國國防大學（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NDU）國家戰略研究所（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INSS）——隸屬美國國防部體系，肩負為美軍高階決策層提供中共軍事發展研判的核心智庫功能。桑德斯博士長期主持該所「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Military Affairs），此一職位使其得以直接介入美國對中軍事戰略的研析與政策建議過程。

桑德斯博士的學術訓練兼具政治學理論深度與軍事事務實務知識。其博士論文即以中共軍事改革為主題，此後三十餘年的研究生涯始終聚焦於黨軍關係、共軍組織改革及亞太安全秩序等核心議題。在方法論上，桑德斯博士承襲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乍喬佛（Ellis Joffe）等前輩學者的研究傳統，同時融入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分析框架，將共軍視為具有獨立組織利益與行為邏輯的官僚機構，而非黨的被動工具。此一理論視角是理解其「有條件服從」論述的關鍵前提。

桑德斯博士的代表性著作包括與乍斯科貝爾（Andrew Scobell）合編之《解放軍對中國國家安全決策的影響》（*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史丹佛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以及與乍吳飛諾（Joel Wuthnow）合著之《習近平時代的中國軍事改革》（*Chinese Military Reform in the Age of Xi Jinping*，國防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兩部著作均為美國國防部及情報社群研析共軍問題的標準參考文獻。

此次研究發表於「中國分析中心」（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Substack平台之「PLA Watch」特刊，該平台自2023年共軍密集清洗以來，已成為英語世界追蹤共軍高層人事異動最具時效性的專業來源之一。桑德斯博士選擇在此平台發表長篇分析，而非循傳統學術期刊管道，反映了此一議題的緊迫性與其希望儘速觸及政策決策圈的考量。對台灣國防安全研究而言，桑德斯博士的分析代表了美國官方體系內對共軍清洗最為系統性的理論詮釋，其研判方向往往預示美國對中軍事政策的調整趨勢，值得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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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條件服從」理論：從毛澤東到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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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斯博士此次研究的核心理論貢獻，在於提出「有條件服從」（conditional compliance）概念，重新詮釋中共建政以來黨軍關係的本質。此一理論直接挑戰了西方學界長期沿用的「黨指揮槍」（Party commands the gun）簡化敘事，主張中共黨軍互動的實際運作遠比制度表象更為複雜，其本質是一種建立在利益交換基礎上的動態默契。

此一默契的起源可追溯至毛澤東時代。儘管毛澤東本人確立了「槍桿子裡出政權」與「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但在實際運作中，具備革命戰爭資歷的元帥與將領群體在軍事專業領域始終保有相當的決策自主空間。彭德懷在韓戰中的戰場指揮權限、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的實質權力，均體現了此種「政治服從換取專業自主」的隱性契約。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時期，軍方仍通過「三支兩軍」維持了相當程度的組織完整性。

鄧小平時期，此一默契的內容發生質變。鄧小平以百萬大裁軍換取軍方對改革開放路線的政治支持，同時以持續增長的國防預算與軍隊現代化承諾作為對軍方的利益補償。江澤民缺乏軍事資歷，其對軍方的控制更加依賴直接的利益輸送——容忍系統性的軍中貪腐、默許買官賣官體系的運作，以此換取軍方的政治效忠。胡錦濤延續此模式但更為被動，徐才厚、郭伯雄的腐敗網絡在軍中盤根錯節。

習近平上台後的根本性變革在於：他不僅要重新定義默契的條件，而是要徹底廢除「有條件」這三個字本身。桑德斯博士精確指出，習近平追求的是將「有條件服從」轉型為「無條件服從」——軍方不再是交易的對手方，而僅是執行意志的工具。重建政治工作體系監控功能、設立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集中指揮權、大幅調整軍種結構打破陸軍獨大格局、頻繁人事輪調阻止派系形成——這些措施的共同邏輯都指向壓縮軍方自主空間至極限。然而，桑德斯博士同時警告，軍事專業化與政治絕對控制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內在矛盾。此一張力在和平時期可被壓抑，但在戰時環境中——尤其是需要前線指揮官臨機決斷的台海登陸作戰情境——將成為共軍效能的致命制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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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3-2015第一波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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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政後發動的第一波軍事清洗（2013至2015年），以反腐敗為核心敘事框架，實質目標是系統性清除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形成的軍中既有權力網絡。兩大標誌性案件為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2014年落馬，2015年患癌病亡）與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2015年落馬，2016年判處無期徒刑）。徐、郭二人分別主掌共軍人事與政治工作系統逾十年，透過買官賣官體系建構了覆蓋全軍的恩庇侍從網絡。

桑德斯博士的分析指出第一波清洗的幾項關鍵特徵。首先，清洗對象集中於前朝遺留的權力核心而非習近平自身提拔的幹部，此一特性賦予清洗行動較高的黨內正當性——「清除腐敗」的敘事在基層軍官中獲得廣泛共鳴，因為買官賣官體系嚴重阻礙了專業軍人的正常晉升。其次，清洗節奏相對可控，主要經由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制度化渠道推進，避免了大規模政治運動可能引發的失控風險。

在人員規模上，第一波清洗涉及逾四千名軍官受到不同程度的紀律處分，其中將級軍官超過百人。被清洗者的共同輪廓為：與徐才厚或郭伯雄存在直接的晉升恩庇關係、涉及軍中採購與工程領域的經濟利益交換，或在政治上被認定屬於江澤民集團成員。

然而，第一波清洗也暴露出深層的結構性代價。大量中高階軍官同時被清除，造成指揮體系短期人才斷層。尤其2015年底啟動軍改（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期間，人事清洗與組織重組同步進行，指揮鏈銜接困難加劇。桑德斯博士引用多項指標評估認為，2015至2018年共軍實際作戰準備程度出現明顯下滑，直至新指揮團隊逐步就位後方漸恢復。

更具深遠意義的是，第一波清洗確立了習近平以反腐為工具控制軍方的運作模式與政治先例。在桑德斯博士的理論框架中，此波清洗尚可被理解為重新談判「有條件服從」的條件——習近平以清除腐敗交易網絡為手段，迫使軍方接受新的遊戲規則。但隨後的發展表明，習近平的目標從來不是重新談判，而是徹底取消談判本身。第一波清洗只是拆除舊默契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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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3-2026第二波清洗：規模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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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軍事清洗始於2023年，其規模、層級與政治意涵均構成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之最。此波清洗不再是對「前朝餘孽」的定向清除，而是對習近平自己一手提拔之軍事菁英的系統性審查與整肅，這一特徵使其本質完全不同於第一波。

時序上，第二波清洗可分為三個明確階段。第一階段（2023年中至2024年初）：2023年7月，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政委徐忠波突遭免職，震驚國際觀察界。同年10月，時任國防部長李尚福被確認遭撤職調查。此階段核心指控涉及飛彈燃料品質造假、戰略武器採購貪腐，以及可能的情報安全問題。火箭軍作為共軍核嚇阻與常規精準打擊核心力量，其指揮層幾近全面換血，揭示的不僅是個案腐敗，更是制度性的系統失靈。

第二階段（2024年至2025年）：清洗範圍顯著擴大，從特定技術領域的腐敗問題升級為對軍中政治忠誠度的全面清查。裝備發展部、戰略支援部隊（後重組為信息支援部隊）及多個戰區的高階將領相繼落馬。關鍵轉折在於：多名在習近平第一任期獲得重用的將領亦遭整肅，顯示清洗邏輯已從「清除腐敗」轉向「檢測絕對忠誠」。此一轉變對共軍全體將領產生了深刻的寒蟬效應——無論是否涉及貪腐，任何人都可能因「忠誠度不足」而成為目標。

第三階段（2025年末至2026年初）：出現最令國際戰略社群震驚的發展。2026年1月，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相繼遭到整肅。張又俠是共軍體制內僅次於習近平的第二號軍事人物，劉振立則是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的關鍵操作者。當清洗觸及此一層級，桑德斯博士指出，「有條件服從」的默契已不僅是被重新定義，而是從根基上被摧毀——因為連最高領導人自己最信任的軍事代理人都不再被信任。

在總體規模上，第二波清洗涉及的將級軍官已超過第一波數倍。更致命的差異在於：被清洗者中包含大量具備實際作戰指揮經驗或關鍵技術專長的軍官，其專業替補難度遠非第一波中以行政與政治工作幹部為主的清洗對象可比。桑德斯博士尤其警告，火箭軍的人事崩塌可能導致核武指揮控制體系出現安全隱患，此一風險對全球戰略穩定的影響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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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張又俠案的震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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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張又俠遭整肅一案，在桑德斯博士的分析中被定位為此輪軍事清洗的「分水嶺事件」——它標誌著習近平對軍方的猜忌已突破所有既往框架的邊界，黨軍關係進入完全未知的領域。

張又俠的政治地位極為特殊。作為中央軍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他是共軍體制內僅次於軍委主席習近平的最高軍事領導人。更重要的是，張又俠擁有多重不可替代的政治資本：其父張宗遜為中共開國中將，與習近平之父習仲勛有深厚革命情誼；張又俠本人參與過1979年中越戰爭，是末代實戰將領；在第一波清洗中，張又俠扮演了習近平在軍中清除徐才厚、郭伯雄勢力的核心盟友角色。如果說有任何一位將領是「不可能被清洗的」，那就是張又俠。然而正是此種「不可能」的發生，構成了此案最深層的震撼。

與張又俠幾乎同時遭整肅的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則代表另一維度的衝擊。劉振立是共軍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的實際操作者，負責將最高層的戰略意圖轉化為具體的作戰計畫與指揮程序。其被清洗意味著共軍聯合作戰體系的核心環節出現斷裂。

桑德斯博士提出「最後一位將軍」（last general standing）的概念來描述清洗後的軍委權力格局：當張又俠與劉振立相繼落馬，張勝民成為軍委體系中碩果僅存的高階軍事領導人。此一概念揭示了清洗的內在悖論——習近平為確保控制而不斷縮小信任圈，但信任圈的極度萎縮本身就構成了最大的安全風險：萬一「最後一位將軍」亦出問題，則軍委體系將面臨功能性癱瘓。

張又俠案的戰略意涵至少有三個層面。第一，它向共軍全體將領發出了無可誤讀的信號：不存在「安全區」，任何人在任何時刻都可能成為清洗對象，過去的功勞與親近關係不構成任何保障。第二，張又俠在軍委中承擔的實際指揮協調功能短期內難以被完整替代，其缺位對共軍指揮鏈的連續性造成直接衝擊。第三，也是桑德斯博士最具洞見的觀察：張又俠案揭示習近平的信任危機已接近歷史上獨裁政權晚期的典型模式——當最高領導人無法信任自己親手培植的最核心軍事代理人時，整個軍政關係的信任基礎已陷入結構性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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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種未來控制模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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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斯博士在研究中建構了四種可能的未來黨軍控制模式作為分析框架，評估「有條件服從」崩解後黨軍關係的可能走向。此一類型學的價值不僅在於預測，更在於為決策者提供不同情境下的應對準備基礎。

模式一：強化個人集權型（Enhanced Personalist Control）。 此模式假定習近平成功透過持續清洗建立對軍方的絕對個人控制。所有重要軍事決策均需經由習近平本人或其極小圈子的直接批准，軍方高層完全喪失自主判斷空間。此模式在政治控制面向最為有效，但其軍事代價極為沉重：指揮效率因決策過度集中化而大幅降低，資訊傳遞出現嚴重瓶頸，前線指揮官因缺乏授權而無法因應戰場變化進行臨機決斷。桑德斯博士指出，此模式在台海衝突情境中將構成共軍的致命弱點——現代聯合作戰要求分散式指揮與快速決策循環，而個人集權恰恰與此要求相悖。

模式二：制度化監控型（Institutionalized Surveillance）。 此模式側重透過強化政治委員制度、軍紀監察體系及數位化政治審查技術，建立對軍方的制度化常態監控。軍方在受監控前提下保有一定的專業決策空間。桑德斯博士認為此模式在理論上最能平衡政治控制與軍事效能的矛盾，但其成功取決於監控體系自身不被腐蝕或規避——而中共過往的制度化嘗試往往最終被非正式權力網絡所架空。

模式三：精英共謀型（Elite Collusion）。 此模式描述清洗壓力下軍方高層與黨的領導層形成新的利益交換默契——實質上是「有條件服從」的2.0版本。軍方以更高程度的政治效忠表態換取核心利益保障，黨的領導人在確認忠誠後適度鬆綁控制。桑德斯博士評估此模式在習近平的執政風格下實現可能性較低，因習近平的一貫行為模式顯示其拒絕任何形式的「交易」。

模式四：結構性對立型（Structural Antagonism）。 此為最悲觀的情境。持續清洗導致黨軍信任完全破裂，軍方在表面服從下醞釀制度性抵抗。桑德斯博士強調，此種抵抗不一定表現為公開政變，更可能以消極怠工、選擇性執行命令、情報封鎖、故意延遲回報等隱性方式呈現。此模式短期概率最低，但一旦實現對中共政權穩定及區域安全的破壞性最強——因為外部觀察者將難以判斷共軍的行為究竟反映最高領導人的意志，還是軍方的獨立判斷甚至蓄意抗命。

桑德斯博士的總體評估是：當前共軍最可能處於模式一與模式二的混合狀態，但模式四的風險因子正隨清洗規模的擴大而持續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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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對共軍戰備能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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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斯博士對軍事清洗造成之共軍戰備能力影響進行了多層面的系統評估，其結論明確指向：短期至中期內共軍作戰準備程度出現顯著且多維度的下滑。此一研判對台灣的威脅評估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指揮體系連續性遭到破壞。 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的有效運作，依賴各級指揮官之間基於長期合作所建立的默契與互信。大規模高階將領更替迫使新任指揮團隊在短時間內從零重建此種協調機制。戰區聯合作戰指揮層級的指揮官需要對轄區兵力部署、作戰計畫及地理環境具備深度掌握，此類知識的積累無法速成。頻繁的人事輪調——既因清洗導致的被動換人，也因防範新派系形成的主動調動——持續壓縮各級指揮官的在位學習時間。

火箭軍戰力遭受最直接衝擊。 火箭軍指揮團隊幾近全面換血，而清洗過程中揭露的飛彈燃料品質造假與裝備採購弊案，更引發國際社會對共軍戰略武器系統實際可靠性的嚴重質疑。若部分飛彈系統確因腐敗問題存在技術缺陷，則共軍的核嚇阻可信度與常規精準打擊效能均受到實質削弱。此一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武器系統的可靠性驗證需要時間與大量測試，即使新領導團隊完全到位，也無法立即確認既有裝備庫存的實際狀態。

聯合演習品質出現變化。 桑德斯博士觀察到2024年以來共軍大規模聯合演習的頻率與複雜度出現微妙轉變。雖然中共官媒持續高調宣傳訓練成果，但從可觀察的演習規模與科目設置分析，部分跡象顯示聯合作戰演練的實質強度有所降低，反映指揮層級人事不穩對訓練規劃的連鎖效應。

組織士氣的「隱性成本」。 桑德斯博士特別強調此一經常被低估的影響面向：當中高階軍官普遍擔憂自身可能成為下一波清洗對象時，其行為模式將系統性地偏向風險規避與消極被動。此種組織文化的質變將抑制軍事創新精神、降低訓練中的冒險意願，並可能在戰時關鍵時刻導致致命的決策猶豫。桑德斯博士將此稱為清洗的「隱性成本」（hidden costs），認為其對共軍長期戰力的侵蝕效應可能比可見的人事損失更為深遠——因為人員可以替補，但被恐懼所腐蝕的組織文化需要數代人才能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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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對台海軍事行動時間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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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斯博士的研究雖非專以台海為題，但其分析框架對評估軍事清洗對共軍對台軍事行動時間表的影響，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理論與實證基礎。此一問題直接攸關台灣的國防戰略規劃與資源配置。

戰略決策品質的退化。 對台軍事行動的發動涉及極為重大的戰略賭注，需要最高領導人獲得來自軍方的坦誠、專業且客觀的軍事評估作為決策基礎。然而在當前清洗壓力下，共軍高層更可能傾向於迎合習近平的政治期待，而非提供基於軍事現實的客觀分析。此種「報喜不報憂」的決策環境可能導致兩種極端結果：其一，因低估作戰困難度而貿然啟動軍事行動——此為最危險的情境；其二，因過度謹慎而持續延後行動時間表——此為對台灣較有利的情境。桑德斯博士認為後者在短期內概率較高，但前者的風險不可排除。

聯合登陸作戰能力的退化週期。 對台軍事行動被公認為現代軍事史上最複雜的兩棲登陸作戰之一，對跨軍種協調的要求極為苛刻。火箭軍人事震盪影響導彈飽和攻擊的規劃與執行能力；東部戰區指揮團隊調整削弱對台海戰場環境的掌握；海軍與空軍高層的異動增加聯合作戰協調的不確定性。桑德斯博士引用歷史案例指出，軍事組織在經歷大規模人事清洗後，通常需要三至五年方能恢復至清洗前的作戰協調水準。以2026年1月張又俠案為清洗高峰計算，此一恢復期可能延伸至2029至2031年。

作戰計畫的機密性可能受損。 清洗過程中涉及的情報洩漏指控增添了額外的複雜因素。若部分被清洗將領確實存在與外國情報機構的不當接觸，則共軍對台作戰計畫的機密性可能已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害，迫使共軍全面檢視與修訂既有作戰方案——此一過程本身就需要大量時間與穩定的指揮團隊。

「向外轉移矛盾」的風險。 桑德斯博士同時提出一個值得高度警覺的反向邏輯：軍事清洗雖然短期內降低了共軍發動對台行動的能力，但在特定條件下也可能成為加速軍事冒險的催化劑。如果習近平判斷需要透過對外軍事行動來重建軍方凝聚力、轉移國內注意力或驗證清洗後新團隊的忠誠度，則台海危機風險可能在非預期的時間點急遽上升。此種「政治驅動的軍事冒險」是最難以預警的情境。

綜合桑德斯博士的研判，共軍對台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實質準備時間表，因清洗而出現至少二至三年的延後。但這是能力面向的評估，並不排除政治面向驅動的提前行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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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台灣的戰略機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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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桑德斯博士研究的分析框架，共軍史無前例的軍事清洗為台灣開啟了一扇難得但有時間限制的戰略機遇窗口。如何有效把握此一窗口並避免認知偏誤，是當前台灣國防戰略規劃的核心課題。

窗口期的具體內涵。 第一，火箭軍人事震盪與裝備可靠性疑慮，短期內削弱了共軍對台導彈飽和攻擊的威脅可信度。此為台灣加速部署防空與反飛彈系統、強化關鍵基礎設施抗打擊能力的最佳時機。第二，共軍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的人事不穩定，為國軍在防禦作戰中利用敵方指揮協調弱點提供了戰術層面的機會——特別是在電子戰與資訊戰領域對其指揮鏈斷裂點施加壓力。第三，清洗引發的共軍組織文化轉變——中高階軍官的系統性風險規避傾向——可能降低共軍在灰色地帶行動中的主動性與靈活度，為台灣在心理與認知作戰領域開闢新的操作空間。

窗口期應優先推動的戰略作為。 第四，軍事清洗的持續進行客觀上消耗了中共高層的政治注意力與決策資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台海議題在中共戰略議程中的優先排序。此一效應雖具暫時性，但為台灣爭取了推動國防自主與深化國際安全合作的寶貴時間——包括加速不對稱作戰能力建構、擴大與美日等盟友的聯合訓練與情報共享機制，以及推動國防產業自主化。第五，清洗中暴露的共軍裝備品質問題，為我國情報機構提供了重要的研析切入點，有助於更精確評估共軍特定武器系統（尤其是中短程彈道飛彈）的實際效能。

必須警惕的認知陷阱。 桑德斯博士的分析同時暗示了台灣決策者必須迴避的幾項認知偏誤。第一，不可將清洗的短期效應線性外推為長期趨勢——歷史表明軍事組織在清洗後可能實現「創造性重建」。第二，不可因共軍內部動盪而降低自身的戰備強度——「敵弱我安」的麻痺思維是最危險的戰略失誤。第三，不可忽視清洗可能催生的非常規風險——包括內部不滿情緒失控導致的非理性軍事挑釁，以及習近平出於政治需要而發動的「轉移注意力式」軍事行動。第四，過度聚焦於共軍弱點可能導致對其仍具備之實質威脅能力的低估——即使在清洗最劇烈的時期，共軍在特定作戰場景中仍保有相當的毀傷能力。

此一戰略窗口的有效期限，依桑德斯博士的評估，大約為二至五年。台灣必須以最大的緊迫感善用此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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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歷史比較：史達林清洗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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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斯博士在研究中將習近平的軍事清洗置於更廣泛的歷史比較框架中，其中與蘇聯獨裁者史達林1937至1938年紅軍大清洗的類比最具理論深度與政策啟發性。此一歷史對照不僅有助於理解共軍當前處境的嚴重程度，更為預判清洗的長期後果提供了珍貴的歷史鏡鑑。

史達林大清洗的規模與後果。 史達林的紅軍大清洗在兩年內消滅了五位元帥中的三位、全部十六位集團軍司令中的十五位、六十七位軍長中的六十位，以及大量師旅級指揮官。總計約三萬五千名軍官遭到逮捕、監禁或處決，佔紅軍軍官團的相當比例。此一清洗的直接後果在1939年蘇芬戰爭中初現端倪——紅軍在面對遠遜於己的芬蘭軍隊時表現拙劣。而更災難性的後果在1941年6月德軍「巴巴羅莎」行動中全面暴露：紅軍在戰爭初期因指揮體系癱瘓、戰場判斷失誤及部隊協調崩潰而遭受毀滅性損失，數百萬蘇聯軍人在開戰數月內陣亡或被俘。

與習近平清洗的相似性。 桑德斯博士指出兩者在質性特徵上存在令人警惕的共鳴。首先，兩者的根本驅動力相同——源於最高領導人對軍方忠誠度的極端猜忌，而非基於明確的軍事安全威脅。其次，兩者都呈現不斷擴大的「擴散效應」（cascade effect）：清洗始於特定目標，隨後在猜忌的自我強化邏輯下不斷蔓延至更廣的範圍。第三，兩者都對軍事專業能力造成了難以迅速彌補的損害——被清洗者中大量是具備多年經驗的專業指揮人才。第四，兩者都在軍中製造了瀰漫性的恐懼氣氛，導致組織文化嚴重扭曲。

關鍵差異。 最顯著的差異在於暴力程度：史達林的清洗涉及大規模處決與古拉格流放，而習近平主要採取紀律處分、法律程序與政治性免職。此一差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清洗對軍方士氣的極端破壞效應——被免職的將領至少保住了性命，這使軍方群體的恐懼停留在「職業毀滅」而非「肉體消滅」的層次。此外，當代中國的制度化程度遠高於1930年代的蘇聯，軍官培養體系的深度意味著替補人選的可用性優於史達林時代。

歷史規律的啟示。 桑德斯博士強調一個一貫的歷史規律：大規模軍事清洗的效果具有滯後性，其對戰力的全面影響往往在清洗結束數年後、當軍隊面臨實際軍事挑戰的關鍵時刻才充分暴露。史達林的紅軍在清洗完成後的表面上仍維持了龐大的規模與裝備優勢，但當德軍入侵的實戰考驗來臨時，指揮體系的深層損傷瞬間暴露無遺。此一歷史教訓對評估共軍未來五至十年的實際作戰能力——尤其是在面對台海登陸作戰這種極高複雜度的軍事挑戰時——具有不容忽視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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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引用文獻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1. Saunders, Phillip C. "PLA Autonomy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 Purges." *PLA Watch Special Issue*, 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 2026.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2. Saunders, Phillip C., and Andrew Scobell, eds.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 Wuthnow, Joel,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ese Military Reform in the Age of Xi Jinping: Driver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7.

4. Shambaugh, David.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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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以台灣中央通訊社總編輯視角，基於公開來源情報與學術研究進行深度分析撰寫。分析觀點不代表任何機構之官方立場。報告內容係針對Dr. Phillip C. Saunders原始研究之延伸詮釋與台灣安全意涵評估。*

*研究時間：2026-03-19 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