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東正義操演反登陸演訓

花東正義操演反登陸演訓

日期：2026-03-28

來源議題：20260328_議題05_花東正義操演反登陸演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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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時間: 2026-03-28

分析來源: Focus Taiwan (CNA)；公開情報綜合分析

原始發布: 2026年3月25–27日

分析類型: 軍事演訓深度評估

分析員: Claude AI 輔助分析系統

議題編號: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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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2026年03月28日

花東「正義操演」反登陸演訓分析

目錄

1. [研究摘要](#1-研究摘要)

2. [背景脈絡](#2-背景脈絡)

3. [技術能力分析](#3-技術能力分析)

4. [作戰概念分析](#4-作戰概念分析)

5. [反登陸防禦體系評估](#5-反登陸防禦體系評估)

6. [外交-軍事整合效應分析](#6-外交-軍事整合效應分析)

7. [與解放軍威脅的對稱性分析](#7-與解放軍威脅的對稱性分析)

8. [歷史比較案例](#8-歷史比較案例)

9. [台灣東部防衛弱點評估](#9-台灣東部防衛弱點評估)

10. [情景研判](#10-情景研判)

11. [政策建議](#11-政策建議)

12. [引用文獻](#12-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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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摘要

> 原始來源: https://focustaiwan.tw/

演訓事件核心概述。 台灣「花東防衛指揮部」（Huadong Defense Command）於2026年3月24日至27日，在台東縣太麻里溪口海灘執行代號「正義操演」（Justice Exercise）的四日制實彈射擊循環演訓。此次演習動用多型地面重裝甲與火力資產，包含主戰坦克、155毫米榴彈炮、迫擊炮及各型機槍系統，以東海岸反登陸作戰情境為核心推演架構，展示台灣東部防線在面對兩棲突擊威脅時的多層火力整合能力。演習期間，3月25日特別安排外國軍事觀察員到場見學，具有明確的外交信號意涵。

演習的戰略時機選擇。 本次「正義操演」的時間點與多項重大外交－政治事件高度重疊，顯示演習設計並非單純例行訓練，而具有複合性戰略溝通目的。美方「格林承諾」（Greene Commitment，3月26日）與「顧立雄保證函聲明」（Gu Lihsiung Assurance Letter Statement，3月26日）均在演習期間作成，三者時間軸之緊密排列難以視為偶然，反映台美雙方在安全承諾形塑上的高度協調。

解放軍同期動向的威脅乘數效應。 與演習同期，中國人民解放軍（People's Liberation Army，PLA）在台灣海峽周邊部署逾200架殲-6改裝無人攻擊機（J-6 Modified Unmanned Attack Vehicles），形成對台灣防禦演訓的直接壓制性背景。此一威脅規模在解放軍無人機作戰部署史上屬於前所未有的大型投送，顯示兩岸軍事緊張在本報告時點已升至相當高位。台灣透過「正義操演」所展示的東岸反登陸能力，既是對解放軍壓力的實質回應，亦是向盟友傳遞「台灣有能力且有意志自我防衛」的重要信號。

分析架構與目的。 本報告從技術能力、作戰概念、外交整合、威脅對稱性、歷史比較及情景研判等多個維度，對「正義操演」進行系統性深度評估，並提出對應政策建議，供學術研究與政策分析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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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景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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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部防線的戰略地位演變。 台灣東部海岸線歷來被視為「戰略縱深」的最後屏障，花蓮、台東兩縣沿岸的中央山脈地形構成天然防禦屏障，使東部海岸在冷戰時期的防衛規劃中相對受到忽略。然而，隨著解放軍海軍兩棲能力的持續擴張，以及「聯合島嶼作戰」（Joint Island Campaign）概念的成熟，台灣東部海岸從「後方基地」轉型為「第二登陸威脅方向」，使「花東防衛指揮部」的戰略重要性大幅提升。

「花東防衛指揮部」的組織沿革。 花東防衛指揮部係台灣陸軍下轄的地區防衛指揮體系，轄區涵蓋花蓮縣及台東縣，責任區域面積廣大但地形複雜、道路稀少，補給線脆弱。指揮部近年來持續強化與海軍陸戰隊及空軍部隊的聯合作戰協同能力，並在「全民防衛動員」（All-Out Defense Mobilization）框架下整合後備軍人力量。

「正義操演」系列演訓的歷史背景。 「正義操演」並非首次舉辦，而是花東防衛指揮部例行年度演訓體系的組成部分。但從近年趨勢觀察，演習規模持續擴大、武器系統組合日趨多元，參演外國觀察員層級亦有所提升，顯示此系列演訓已從純粹戰備訓練演化為具有對外展示功能的戰略溝通工具。

太麻里溪口的地形戰術意涵。 演習地點太麻里溪口位於台東縣太麻里鄉，係台東平原南端少數具備相對開闊灘頭地形的沿海區域。溪口三角洲地形提供接近海灘作戰環境的訓練場域，同時其道路網絡與台9線縱貫公路的連接關係，使其成為模擬解放軍可能選擇的登陸點之一。選擇此地進行演習，反映台灣軍方對東海岸地形的精密評估。

2026年初的台海安全環境。 進入2026年，台海安全形勢持續緊張。解放軍在完成2025年度「聯合利劍」系列演習後，轉向以無人機飽和投送為核心的新型壓制戰術，逾200架殲-6改裝無人攻擊機的部署規模顯示解放軍已具備大規模消耗性無人機作戰能力。此一背景使台灣地面部隊的反登陸演訓具有超越技術驗證的緊迫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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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術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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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戰坦克的角色定位與東岸部署挑戰。 台灣陸軍現役主力「M60A3戰車」（M60A3 Patton Tank）與「CM11勇虎戰車」（CM11 Brave Tiger Tank）在東海岸部署面臨獨特的技術限制。台灣東部地形以陡峭山地為主，可供坦克機動的平坦地形主要集中在少數河口沖積平原。太麻里溪口演習的坦克部署，驗證的正是在此類受限地形中執行固定陣地射擊及有限機動的戰術可行性。坦克在反登陸作戰中的主要價值在於提供直射火力，對抗解放軍兩棲裝甲車輛登灘後的立足企圖。

155毫米榴彈炮系統的火力覆蓋評估。 演習動用的155毫米榴彈炮系統（很可能包含「M198榴彈炮」（M198 Howitzer）或台灣自製的45倍徑155毫米系統），其有效射程可達18至30公里，足以對近岸海面的解放軍兩棲艦艇實施間接火力打擊。在反登陸情境中，此類系統的戰術任務涵蓋：對敵登陸舟波實施阻截射擊、對灘頭陣地進行壓制、以及在灘頭障礙帶前方建立「禁區」（denied zone）。本次演習的實彈射擊循環，驗證了炮兵部隊在特定海岸地形中的陣地選擇與射控協調能力。

迫擊炮系統的戰術補充功能。 各型迫擊炮（包含81毫米及120毫米型）在反登陸體系中扮演「近距離曲射火力」的關鍵補充角色，特別適合對躲避榴彈炮直接瞄準的微地形遮蔽目標實施打擊。迫擊炮系統的機動性高、架設速度快，在灘頭防禦陣地遭受火力壓制後可快速轉移射擊陣地，是步兵分隊有機配屬的重要火力資產。

機槍系統的反步兵與反輕甲功能。 演習配置的各型機槍（涵蓋輕型7.62毫米及重型12.7毫米M2HB型）主要用於對抗解放軍登陸步兵部隊及輕型橡皮艇（CRRC）。12.7毫米重機槍可對登陸艇甲板人員及輕裝甲車輛形成有效殺傷，是灘頭近距離防禦的最終火力層。

多層火力整合的技術意涵。 本次演習最值得關注的技術面向，在於坦克、榴彈炮、迫擊炮與機槍的協同火力整合演練。此種多層火力體系（從遠距離的155毫米炮到近距離的機槍）所呈現的，是台灣陸軍試圖建立「從灘頭外至灘頭上」的連續打擊鏈。然而，台灣目前缺乏足夠的岸基反艦飛彈（Anti-Ship Missile）在演習中整合展示，顯示「遠距離海上遮斷」與「灘頭近距離防禦」之間仍存在火力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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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戰概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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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決勝」概念的東岸實踐。 台灣國防部近年力推的「濱海決勝、灘岸殲敵」（Decisive Battle in the Littoral Zone, Annihilate the Enemy at the Beach）作戰概念，強調在敵登陸部隊立足未穩前即予殲滅，避免讓解放軍在台灣本島建立穩固橋頭堡。「正義操演」的設計完整體現此一概念：以固定防禦陣地的多層火力，對模擬登陸之敵實施縱深打擊。太麻里溪口的地形選擇，顯示台灣軍方正在對東岸各可能登陸點建立對應的火力解算與陣地預置計畫。

「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在東岸的應用邏輯。 台灣東岸的地形條件使地面部隊天然具備「以寡擊眾」的戰術優勢：中央山脈形成天然後方屏障，沿岸道路稀少且易於監控，登陸點選擇高度受限。在此框架下，花東防衛指揮部的作戰概念重心在於以精確火力覆蓋少數可行登陸點，使解放軍喪失選擇優勢。「正義操演」即是此一概念的具體演練，通過反覆實彈射擊確認特定地形條件下的火力效果與射控精度。

「彈性防禦」（Elastic Defense）vs.「前沿死守」的概念爭辯。 台灣軍事學界對東岸防禦有兩種主流概念：一是「前沿死守」，即在灘頭建立固定陣地、不輕易後退；二是「彈性防禦」，即在初期允許敵軍部分登陸後，以縱深機動部隊予以殲滅。從「正義操演」的演練科目看，坦克固定陣地射擊的比重偏高，顯示目前偏向「前沿死守」概念。然而，面對解放軍強大的遠程火力壓制，固定陣地的生存性是一大隱憂。

聯合兵種協同的演訓深度評估。 本次演習雖動用多型武器系統，但從公開資訊看，缺乏空軍「F-16」戰機或「AH-64E阿帕契攻擊直升機」（AH-64E Apache Attack Helicopter）等航空火力的協同演練紀錄。真正意義上的「聯合兵種反登陸演訓」應整合陸、海、空三軍資產，目前演習以純地面兵種為主，顯示其仍偏向「陸軍反登陸」而非「三軍聯合反登陸」。

情資-打擊鏈（ISR-Strike Chain）的驗證程度。 反登陸作戰的核心之一是「從偵測到打擊」的時間窗口壓縮。演習中若缺乏對等的偵察無人機或岸基雷達的整合演練，則火力系統的實際作戰效能將大打折扣。此一環節是本次「正義操演」公開資訊中最為薄弱的部分，有待後續演習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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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反登陸防禦體系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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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岸反登陸體系的結構性現狀。 台灣東部海岸線全長約200公里，可供兩棲部隊登陸的地形僅集中於少數溪口三角洲及狹窄平原地帶，包含太麻里、成功、長濱及花蓮溪口等區域。花東防衛指揮部的反登陸體系建立在對上述有限登陸點的火力預置基礎上，以固定及機動火力陣地覆蓋各可行灘頭。在兵力規模上，花東防衛指揮部的常備兵力數量有限，高度依賴後備動員補充。

灘頭障礙工事的現況評估。 台灣軍方已在東岸部分灘頭設置「龍齒」（Dragon's Teeth Anti-Tank Obstacles）等反登陸障礙工事，並配合布雷計畫（雖台灣礙於國際人道法壓力未公開承認）形成「阻滯帶」。然而，相較於全線200公里海岸，現有障礙設施的覆蓋密度仍不足。「正義操演」的演練地點太麻里溪口，其灘頭障礙設置情況未見於公開報導。

防空能力在反登陸體系中的缺口。 解放軍的兩棲作戰必然伴隨大規模航空及無人機掩護，而花東防衛指揮部的有機防空資產（主要為「刺針防空飛彈」（Stinger MANPADS）及部分野戰防空炮）對抗飽和無人機攻擊的能力存在明顯缺口。本次演習未包含防空系統的整合驗證，是體系評估中的重大盲點。

反登陸雷達與海監能力。 東海岸的海面監視雷達網絡是反登陸情資支援的基礎。台灣在東部山地已建有「AN/TPS-77雷達」（AN/TPS-77 Surveillance Radar）等設施，但針對低空飛行的無人機及隱身兩棲突擊艇的探測能力仍有待加強。

後勤支援鏈的脆弱性。 台灣東部的道路網極為有限，台9線是沿岸主要補給動脈，但此路線在敵方火力覆蓋下極為脆弱。花東防衛指揮部在長期持續作戰中的彈藥、油料及醫療補給能力是整個反登陸防禦體系最脆弱的環節，「正義操演」中未有針對後勤持續補給的演練要素見諸公開報導。

兵力密度與持續戰力問題。 東岸防禦的根本挑戰在於兵力密度不足。以現有常備部隊覆蓋200公里海岸線，即便結合後備動員，在強敵全力攻擊下維持線形防禦的難度極高。「正義操演」的演練規模雖未公開，但從動用武器系統類型判斷，參演兵力大約在連至營級，距離全線防禦所需規模仍有相當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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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交-軍事整合效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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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承諾」（Greene Commitment）的外交意涵。 3月26日「格林承諾」的發布恰在「正義操演」實彈演練高峰後一日，此一時間安排具有強烈的「以軍事能力背書外交承諾」信號意涵。格林承諾的具體內容雖未見於本報告原始資料，但從命名慣例推測，此係美方對台軍事支援承諾的一種形式化表述。台灣選擇在演習高峰期接受此一承諾，有意傳達「台灣的承諾以實際戰力為後盾」的訊息。

「顧立雄保證函聲明」的政治脈絡。 「顧立雄保證函聲明」（Gu Lihsiung Assurance Letter Statement）於同日（3月26日）發布，作為台灣國防部長的正式對外聲明，在演習尾聲時機作出，係台灣政府對演習成果的正式政治背書。顧立雄的聲明強化了「正義操演」的外交可信度，使演習不再僅是軍事技術驗證，而成為台灣政策意志的公開宣示。

外國觀察員到場的外交信號解讀。 3月25日演習期間安排外國軍事觀察員到場，是本次「正義操演」最具外交意義的安排之一。此舉具有多重目的：一是向盟友展示台灣的實際反登陸能力，建立軍事互信；二是邀請盟友為台灣的防衛努力提供隱性背書；三是在外交上形成「見證效應」，使台灣的防衛承諾具有多邊公信力。外國觀察員的國籍未見公開，但在台美安全關係框架下，美國軍事觀察員到場的可能性最高。

「三位一體」的戰略溝通架構。 將「正義操演」（軍事行動）、「格林承諾」（盟友承諾）與「顧立雄聲明」（政府政策宣示）三者整合在72小時時間窗口內，構成一個精心設計的「戰略溝通三位一體」框架。此一框架向外部傳達的核心訊息是：台灣具備防衛能力（演習）、盟友提供支援（格林承諾）、政府有決心防衛（顧立雄聲明）。此類精密協調的外交－軍事整合，顯示台美雙方在戰略溝通層面的協調能力已達到相當水準。

對北京的威懾信號分析。 從威懾理論角度，此次複合性信號的目的在於提升解放軍對「侵台代價」的預期。透過展示實際反登陸能力、美方支持及政府意志的三重組合，台灣試圖強化「懲罰性威懾」（Deterrence by Punishment）的可信度，使北京在進行武力攻台的成本效益計算時，將東岸反登陸的實際阻力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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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與解放軍威脅的對稱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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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200架殲-6改裝無人攻擊機的戰術意涵。 同期部署逾200架殲-6改裝無人攻擊機（J-6 Modified Unmanned Attack Vehicles）是本報告分析框架中最為關鍵的威脅變數。殲-6係第一代超音速噴氣戰機改裝的無人攻擊平台，其飛行速度、雷達截面積及單機效能雖不及現役有人戰機，但200架的規模所構成的「蜂群飽和攻擊」（Swarm Saturation Attack）能力，對台灣現有防空體系形成壓倒性的數量優勢。每架殲-6改裝型可攜帶爆炸物對地面目標實施衝擊攻擊，200架同時出動可在極短時間內癱瘓台灣的固定防禦陣地，包含「正義操演」演練中的各型火炮陣地。

非對稱威脅的根本性質：無人化飽和 vs. 固定火炮。 台灣的反登陸演習以有人操作的固定及機動火炮陣地為核心，而解放軍正在發展的主要突破手段是無人化飽和攻擊。這一「對稱性落差」是本次「正義操演」最值得深刻反思的戰略問題：當台灣在演練如何以榴彈炮打擊登陸舟波時，解放軍正在演練如何以200架無人機先行癱瘓這些榴彈炮陣地。台灣若不盡快補足「反蜂群無人機」（Counter-UAS）能力，其地面反登陸火力體系將在衝突第一波即遭重創。

兩棲能力對比：解放軍的現代化進程。 解放軍海軍陸戰隊（PLA Marine Corps, PLAMC）近年來完成了大規模擴編，從原先的2個旅擴充至8個旅，並配備「726型氣墊登陸艇」（Type 726 LCAC）、「071型船塢登陸艦」（Type 071 LPD）及「075型兩棲攻擊艦」（Type 075 LHD）。此一兩棲投送能力的大幅提升，使解放軍具備在台灣東西兩岸同時實施兩棲突擊的潛力，台灣的防衛資源需要在兩個戰線方向上分散部署，削弱了東岸的相對火力優勢。

火力密度對比的結構性劣勢。 解放軍可集中的火箭炮、巡弋飛彈及無人機資產，在攻擊台灣固定防禦陣地時具有壓倒性的火力優勢。台灣反登陸體系若僅依賴陣地防禦，在解放軍大規模精確火力打擊下的生存性堪憂。此一不對稱火力比，使「游擊化反登陸」概念（將防禦資產分散隱蔽、快速機動）的戰略優先性遠高於「固定陣地防禦」。

「正義操演」在非對稱框架下的適切性評估。 從非對稱競爭角度評估，「正義操演」更大的戰略價值在於「政治示範」而非「戰術實效」。展示台灣陸軍在特定地形條件下的反登陸火力能力，主要目的是說服盟友和本國民眾「台灣有能力戰鬥」，而非對解放軍形成真正的戰術嚇阻。此一評估並非否定演習的意義，而是強調必須同步推進「反蜂群無人機」、「岸基反艦飛彈」及「地下化指揮所」等能力建設，才能使演習展示的能力具備實戰轉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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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歷史比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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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敖德薩防禦的啟示。 2022年俄烏戰爭中，烏克蘭在敖德薩（Odessa）地區成功阻止俄羅斯黑海艦隊發動大規模兩棲登陸，其核心策略是以岸基反艦飛彈（「海王星反艦飛彈」（Neptune Anti-Ship Missile））結合無人水面艇（Unmanned Surface Vehicles, USVs）對俄羅斯黑海艦隊實施精確打擊，使後者喪失登陸意志而非在灘頭遭到殲滅。這一案例顯示「遠距離海上遮斷」比「灘頭火力殲滅」更具戰略效果，且代價更低。對台灣的啟示是：「正義操演」所演練的灘頭火炮防禦，應被定位為「最後防線」，岸基反艦飛彈的前沿遮斷才應是第一優先。

福克蘭群島戰役（1982年）的地形防禦教訓。 1982年英阿「福克蘭群島戰役」（Falklands War）中，阿根廷守軍在地形崎嶇的島嶼環境中依托固定防禦陣地，最終未能阻止英國海軍陸戰隊的兩棲登陸，關鍵原因在於制空權的喪失導致固定陣地暴露於航空打擊。台灣東岸的地形優勢可能因解放軍的制空壓制而大幅折損，此一歷史教訓高度適用於對「正義操演」演練概念的批判性評估。

硫磺島戰役（1945年）的死守教訓。 二戰末期「硫磺島戰役」（Battle of Iwo Jima）中，日本守軍以地道網絡、散兵坑及縱深防禦體系對抗美軍優勢兩棲兵力，成功造成美軍重大傷亡（雖最終仍告失守）。其核心戰術是「放棄灘頭、建立縱深」，即不在灘頭進行正面對抗，而是誘敵深入後以縱深防線消耗敵軍。此一概念與台灣現行的「濱海決勝」概念有根本性差異，值得深思。

韓國濟州島演習模式的參照意義。 韓國在「濟州島」（Jeju Island）及東海岸定期舉行類似「正義操演」的反登陸演習，其特色在於韓美聯合演訓的高度整合，以及海空軍資產的充分配合。台韓在反登陸演訓模式上的對比，顯示台灣目前仍以陸軍單兵種為主的演訓模式存在「聯合性不足」的問題。

以色列加薩走廊防禦概念的比較。 以色列在加薩走廊（Gaza Strip）沿岸建立的多層防禦體系（包含「鐵穹」（Iron Dome）、地面障礙及快速反應部隊）提供了一種「立體化岸線防禦」的參考模式。雖然地緣條件不同，但以色列在有限地形條件下整合防空、火炮及快速機動力量的概念，對台灣東岸防禦的設計具有值得借鑒的架構性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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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台灣東部防衛弱點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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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礎設施的致命脆弱性。 台灣東部的交通基礎設施是整個東岸防衛體系最顯著的結構性弱點。台9線省道是東海岸南北向的唯一主要公路，在解放軍飛彈或無人機打擊下極易遭到截斷，導致花東防衛指揮部各守備部隊形成孤立。「蘇花改」快速道路雖提高了北部聯通能力，但戰時持續性同樣堪憂。此外，花蓮、台東兩機場的戰時生存性在解放軍長程火力覆蓋下極為有限，制約了空軍支援花東作戰的能力。

後備動員整合的系統性缺陷。 台灣近年雖推動後備軍人訓練改革，將訓練天數從原先的5天延長至14天，但花東地區的後備動員整合仍面臨人口稀少、後備力量薄弱的現實困境。東部縣市人口合計不足30萬人，可動員的本地後備役員額有限，戰時增援必須依賴西部兵力的跨山脈機動，而這一機動路線在解放軍封鎖下的可行性極為有限。

電子戰與通訊干擾的脆弱性。 台灣東部山地地形雖有利於遮蔽雷達偵測，但同時也是通訊系統的嚴重障礙。在解放軍強大的電子戰（Electronic Warfare, EW）壓制下，花東防衛指揮部的指揮通訊網絡可能在戰爭初期即遭嚴重干擾，導致各陣地火力無法協調。「正義操演」中通訊系統抗干擾能力的演練程度，是外界無從得知的關鍵細節。

反無人機（Counter-UAS）能力的嚴重不足。 如前所述，面對解放軍200架殲-6改裝無人攻擊機的潛在威脅，花東防衛指揮部的有機反無人機能力極為有限。刺針飛彈及小口徑防空炮對速度較快的噴氣式無人機效能有限，而台灣目前尚未大規模列裝針對蜂群無人機的軟硬殺傷（Soft-Kill/Hard-Kill）整合反制系統。此一缺口在2026年的威脅環境下已達到緊急程度。

指揮所地下化程度不足。 固定地面指揮所在解放軍精確打擊下的生存性是全台各作戰指揮部共同面臨的問題，花東防衛指揮部尤為突出。若主要指揮節點在戰爭初期遭到摧毀，整個反登陸體系的協調將陷入癱瘓。台灣軍方雖有地下化指揮所的建設計畫，但公開資訊顯示東部地區進度相對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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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情景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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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一：解放軍以「懲罰性演習」取代直接登陸（最可能，機率60%）。 在此情景下，解放軍以200架殲-6改裝無人攻擊機為主要施壓工具，在台灣海峽實施大規模「接觸線試探」，同時以軍事、外交、經濟等多手段實施「灰色地帶」（Gray Zone）脅迫，而非直接發動兩棲登陸。台灣的「正義操演」在此情景下扮演「戰略定力展示」的角色，重點是維持防衛態勢不崩潰、不被解放軍的施壓行動嚇阻解散演習。此情景下，「格林承諾」及「顧立雄聲明」的重要性在於穩定台灣民心與政府政策連貫性。

情景二：解放軍對花東地區實施「定點懲罰性打擊」（中等機率，25%）。 解放軍可能以「精確反制軍事目標」為由，對「正義操演」期間的演習陣地或附近軍事設施實施有限度的飛彈或無人機打擊，以展示「我方有能力癱瘓你的演習」。此一情景下，台灣面臨的核心決策是「是否回應」、「如何回應」，若反應過激可能升級，若不回應則信譽受損。「格林承諾」在此情景中作為美方的「紅線訊號」，可能構成解放軍的關鍵考量。

情景三：解放軍以東岸為主要方向實施大規模兩棲登陸（低機率，10%）。 此情景在未來3至5年內發生的條件要求解放軍完成更大規模的兩棲艦隊整備，並接受極高的政治、軍事代價。若此情景發生，「正義操演」所演練的反登陸火力概念將面臨解放軍無人機飽和攻擊的嚴峻考驗，其實際抗打擊能力將決定東岸防線能否堅守足夠時間等待國際介入。

情景四：花東演習引發兩岸危機管理失控（低機率，5%）。 在高度緊張的戰略環境中，台灣演習期間解放軍的意外誤判（如偵測到演習通報的雷達信號而啟動反制程序）可能引發超出預期的升級循環。「格林承諾」的存在雖有助於穩定情勢，但在信號模糊的環境中，危機管控失靈的風險不可忽視。

短期趨勢研判（2026年Q2–Q4）。 預計解放軍將持續以無人機壓制性部署作為對台主要施壓手段，並可能升級對台海域的「常態化存在」（Normalized Presence）模式。台灣需在此壓力下維持演習節奏，避免因威脅壓力而自我縮減訓練活動，否則將形成「不戰而退」的不良訊號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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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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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一：優先建立「反蜂群無人機」（Counter-Swarm UAS）能力體系。 在解放軍200架改裝無人攻擊機部署成為既成事實的當下，台灣國防部應以「緊急採購」規格推動花東防衛指揮部的反無人機能力升級。短期（6個月內）應緊急配屬「電子干擾槍」（EW Jammer Gun）及「雷射反無人機系統」（Directed Energy Counter-UAS）至東岸各師旅；中期（1至2年）應研議建立東部防空識別圈（ADIZ）的無人機警戒層，整合雷達網與攔截系統。此項建議的優先性高於「正義操演」所展示的任何火炮系統升級。

建議二：強化「岸基反艦飛彈」（Shore-Based Anti-Ship Missile）的東岸部署。 台灣「雄二E反艦飛彈」（Hsiung Feng II-E Anti-Ship Missile）及「雄三超音速反艦飛彈」（Hsiung Feng III Supersonic Anti-Ship Missile）應在東岸建立快速機動發射陣地，形成對太平洋方向接近之解放軍艦隊的「第二層遮斷能力」。岸基反艦飛彈的部署將彌補「正義操演」所展示的火炮體系無法對海上目標進行遠距有效打擊的根本缺口。

建議三：推動「聯合化反登陸演訓」取代純陸軍模式。 未來「正義操演」應升格為三軍聯合演訓，整合「F-16戰機」（F-16 Fighting Falcon）的對地支援、「AH-64E阿帕契攻擊直升機」的低空火力、海軍巡邏艦的近岸支援，以及岸基反艦飛彈的遠距打擊。此一升格的目的不僅在於提升演習的實戰效度，更在於強化對盟友與對手的「可信威懾」信號強度。

建議四：深化「情資－打擊鏈」整合演練。 在未來的「正義操演」中，應將偵察無人機、岸基雷達、自動目標識別（Automatic Target Recognition, ATR）系統的整合操作納入演訓科目。縮短「從偵測登陸舟波到完成火力解算並開火」的時間窗口，是提升反登陸效能的關鍵技術投資。

建議五：加速東部指揮所地下化工程。 花東防衛指揮部的地下化指揮工事應列為國防重點工程，確保在解放軍首波精確打擊後指揮體系的持續運作。配合地下化工程，應同步建立加密衛星通訊（SATCOM）備援鏈路，確保與國防部及西部作戰區的持續指揮聯絡。

建議六：擴大「正義操演」的外交透明度與盟友整合。 建議提升外國觀察員的參與規格，邀請美、日、澳等盟友派遣現役軍事官員到場觀摩，並在演習後進行正式的「觀摩員簡報」（Observer Debrief）。此舉將使「正義操演」從「台灣單方面展示」升格為「盟友共同見證的防衛承諾」，大幅提升演習的外交信號強度與威懾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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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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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深度分析由 Claude AI 輔助系統自動生成，僅供學術與政策分析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