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自主性與軍事清洗

解放軍自主性與軍事清洗

日期：2026-03-18

來源議題：20260318_議題08_解放軍自主性與軍事清洗

---

深度分析：解放軍自主性與中共軍事清洗

研究時間： 2026-03-18 20:30

原始來源： Dr. Phillip C. Saunders, "PLA Autonomy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 Purges"

來源連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分析類型： 深度議題研究報告

---

一、研究摘要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乍乍利普乍桑德斯（Phillip C. Saunders）博士發表之專題研究，針對中共黨軍關係中的「有條件服從」（conditional compliance）模式進行系統性分析，並深入探討習近平主政以來兩波大規模軍事清洗對共軍自主性、戰備能力及未來黨軍互動模式的深遠影響。

本研究核心論點指出，中共建政以來黨軍關係並非西方學界過去簡單描述的「黨指揮槍」絕對服從關係，而是一種建立在利益交換基礎上的「有條件服從」默契。共軍高層在政治忠誠與專業自主之間維持微妙平衡，黨的領導層則以資源分配、晉升機會及一定程度的專業決策空間作為回報。習近平自2012年掌權後，系統性地打破此一歷史默契，透過兩波前所未見的軍事清洗重塑黨軍權力結構。

第一波清洗（2013至2015年）以反腐名義針對徐才厚、郭伯雄等前朝軍事領導人，清除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形成的軍中派系網絡。第二波清洗（2023至2026年）則規模更大、層級更高，涉及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國防部長李尚福，乃至軍委副主席張又俠等核心人物，震撼國際戰略研究社群。桑德斯博士提出四種未來黨軍控制模式的分析框架，評估各模式對共軍戰力及區域安全的差異化影響，並特別關注短期內軍事清洗對共軍聯合作戰能力與對台軍事行動準備的實質干擾效應。本報告在此基礎上，結合台灣安全視角進行延伸分析，評估其對我國國防戰略規劃的具體意涵。

---

二、作者與機構背景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桑德斯博士任職於美國國防大學（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國家戰略研究所（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長期擔任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主任，為美國政府體系內研究共軍問題最具權威性的文職學者之一。其研究生涯橫跨三十餘年，涵蓋中共軍事現代化、黨軍關係、亞太安全秩序等核心議題，著作廣泛被美國國防部、國務院及國會決策圈引用參考。

國防大學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Military Affairs）隸屬美國國防部體系，為美軍高階軍官及文職官員提供中共軍事發展的研判分析，其研究成果直接影響美國對中軍事戰略的制定方向。該中心每年發布多份涉及共軍組織改革、武器裝備發展及軍事準則演進的專題報告，並定期舉辦閉門研討會，邀集美國情報體系、盟國軍事研究機構及學術界專家共同研議。

桑德斯博士此次分析發表於「中國分析中心」（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之Substack平台「PLA Watch」專刊，該平台為近年新興的中共軍事研究專業社群，匯集退役軍事情報官員、智庫研究員及學術界中國軍事問題專家。「PLA Watch」系列以快速回應共軍重大人事異動及組織變革著稱，在2023年以來的密集軍事清洗期間，已成為英語世界追蹤共軍高層動態的重要參考來源。

值得注意的是，桑德斯博士的研究立場雖植基於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視角，但其分析方法論強調實證基礎與多元假設檢驗，不同於部分智庫偏向政策倡議的研究取向。其對黨軍關係的理論建構深受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等前輩學者影響，同時融入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分析框架，將共軍視為具有獨立組織利益的官僚機構，而非單純的政治工具。此一理論視角對理解軍事清洗的深層動因具有關鍵啟發意義。

---

三、黨軍關係理論框架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桑德斯博士在本研究中提出的核心理論框架，挑戰了長期主導西方學界的「黨指揮槍」（Party commands the gun）簡化敘事。其論點主張，中共黨軍關係的實質運作模式更接近一種「有條件服從」（conditional compliance）的動態交易關係，而非單向的絕對控制。

此一理論框架的歷史根基可追溯至毛澤東時期。儘管毛澤東本人確立了「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但在實際運作中，軍方高層（尤其是具有革命戰爭資歷的元帥與將領群體）在軍事專業領域保有相當程度的決策自主空間。鄧小平時期的軍隊裁員與現代化改革進一步確立了一種隱性契約：黨的最高領導人確保軍方獲得充足的國防預算與現代化資源，軍方則在政治上支持黨的領導並避免介入高層權力鬥爭。

江澤民時期這種「有條件服從」模式演化為更具交易性質的「共謀腐敗」結構。由於江澤民缺乏軍事資歷，其對軍方的控制高度依賴對高階將領個人利益的滿足，包括容忍系統性的軍中貪腐、默許軍隊經商及買官賣官等現象。胡錦濤延續此一模式但更為被動，導致徐才厚、郭伯雄所代表的腐敗網絡在軍中根深蒂固。

習近平上台後系統性地重新定義此一默契的條件基礎。桑德斯博士指出，習近平的策略不僅是「反腐」，而是根本性地壓縮軍方的自主空間，將「有條件服從」轉向「無條件服從」。具體手段包括：重建政治工作體系的監控功能、設立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以集中指揮權、大幅調整軍種結構以打破陸軍獨大的傳統權力格局，以及透過頻繁的人事輪調阻止新的派系網絡形成。

然而，桑德斯博士同時警告，此種「無條件服從」模式存在根本性的內在矛盾：軍事專業化要求指揮官具備獨立判斷與臨機決策能力，而過度的政治控制將抑制此種能力的培養與發揮。此一張力在未來可能的台海衝突情境中，將成為共軍聯合作戰效能的關鍵制約因素。

---

四、2013-2015年第一波清洗分析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習近平主政後發動的第一波軍事清洗（2013至2015年），表面上以反腐敗為核心訴求，實質上是對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形成之軍中既有權力網絡的系統性清除行動。此波清洗的兩大標誌性案件為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2014年落馬，2015年病亡）與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2015年落馬，2016年判處無期徒刑），兩人分別掌控共軍人事與政治工作系統長達十餘年，建構了綿密的恩庇侍從網絡。

桑德斯博士的分析指出，第一波清洗具有幾項重要特徵。首先，清洗對象集中於前朝遺留的權力核心，而非習近平本人提拔的軍事幹部，這使清洗行動在黨內具有較高的正當性基礎。其次，反腐敗的敘事框架有效地獲得基層軍官群體的支持，因為買官賣官體系嚴重阻礙了專業軍人的正常晉升管道。第三，清洗的節奏相對可控，主要透過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制度化渠道推進，避免了大規模政治運動可能引發的軍中不穩定。

在人員規模上，第一波清洗涉及超過四千名軍官受到不同程度的紀律處分，其中包括逾百名將級軍官。被清洗者的共同特徵為：與徐才厚或郭伯雄存在直接的晉升恩庇關係、涉及軍中採購與工程領域的經濟利益交換，或在政治上被認定為江澤民集團的核心成員。

然而，第一波清洗也暴露出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大量中高階軍官被同時清除，造成共軍指揮體系在短期內出現嚴重的人才斷層。特別是在2015年底啟動的軍改（將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過程中，人事清洗與組織重組同步推進，進一步加劇了指揮鏈的銜接困難。桑德斯博士引用多項指標評估認為，2015至2018年期間共軍的實際作戰準備程度可能出現明顯下滑，直至新的指揮團隊逐步到位後才逐漸恢復。

此波清洗的另一重要遺產是，它確立了習近平以反腐為工具控制軍方的運作模式，並為後續更大規模的第二波清洗奠定了制度基礎與政治先例。

---

五、2023-2026年第二波清洗分析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第二波軍事清洗始於2023年，其規模、層級與複雜程度均遠超第一波，構成中共建政以來最劇烈的軍事人事整肅。此波清洗的起點是2023年7月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政委徐忠波突遭免職，隨後國防部長李尚福於同年10月被確認遭撤職調查。此後清洗範圍迅速擴大，波及裝備發展部、戰略支援部隊及多個戰區的高階將領。

桑德斯博士的分析將第二波清洗區分為數個階段。第一階段（2023年中至2024年初）聚焦於火箭軍與軍事裝備採購系統，核心指控涉及飛彈燃料品質造假、戰略武器系統採購中的嚴重貪腐，以及可能的情報洩漏。此一階段的清洗具有明確的軍事安全動機，因為飛彈系統的可靠性問題直接威脅共軍的核嚇阻能力與常規打擊能力。

第二階段（2024年至2025年）清洗範圍顯著擴大，從特定領域的腐敗問題演變為對軍中政治忠誠度的全面檢視。多名在習近平第一任期內獲得重用的將領亦遭到整肅，這表明清洗的邏輯已從「清除前朝餘孽」轉向「測試現任團隊的絕對忠誠」。此一轉變對共軍組織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寒蟬效應。

第三階段（2025年至2026年）則出現了令國際觀察界最為震驚的發展，包括軍委副主席張又俠的異常動態（詳見下節分析）。此階段的清洗觸及共軍權力結構的最高層級，顯示習近平對軍方的信任危機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總體規模上，第二波清洗涉及的將級軍官人數已超過第一波的數倍。更關鍵的是，被清洗者中包含大量具備實際作戰指揮經驗或關鍵技術專長的軍官，其替補難度遠高於第一波中以行政與政治工作幹部為主的清洗對象。桑德斯博士特別警告，火箭軍的人事震盪可能導致中共核武指揮控制體系出現潛在的安全隱患，此一風險對區域戰略穩定的影響不容低估。

---

六、張又俠案的戰略意涵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張又俠案堪稱第二波軍事清洗中最具戰略震撼力的發展。張又俠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是共軍體制內僅次於習近平本人的第二號軍事領導人，且具有獨特的政治資本：其父張宗遜為中共開國中將，張又俠本人參加過1979年中越戰爭，是現役共軍將領中極少數具備實戰經驗者。更重要的是，張又俠長期被視為習近平在軍中最核心的盟友，兩人的父輩即有深厚的革命情誼。

桑德斯博士指出，張又俠案的出現（無論是正式落馬、被邊緣化或受到調查）標誌著習近平對軍方控制邏輯的根本轉變。在第一波清洗中，習近平的策略是「聯合盟友打擊敵人」，張又俠正是此一策略中的關鍵盟友角色。而當清洗刀鋒轉向張又俠本人時，這意味著習近平已不再信任任何軍方內部人士能夠作為可靠的代理人，轉而追求對軍方的直接個人控制。

此一發展的戰略意涵極為深遠。第一，它向共軍全體將領傳遞了明確的信號：無論資歷多深、關係多近，任何人都可能成為清洗對象。此種極端的不確定性將嚴重抑制軍方高層的主動作為意願，導致決策過程趨於保守僵化。第二，張又俠在軍委體系中承擔的實際軍事指揮協調功能難以被輕易替代，其案件處理過程中的權力真空可能影響共軍日常指揮運作的連續性。

第三，也是桑德斯博士最為強調的一點：張又俠案揭示了習近平對軍方猜忌的程度已接近歷史上獨裁政權末期的典型模式。當最高領導人無法信任自己親手培植的軍事代理人時，整個軍政關係的信任基礎將陷入結構性崩解。此種局面在歷史上往往導致兩種結果：要麼是更為嚴厲的政治控制壓制軍方自主空間至極限，要麼是軍方在極端壓力下出現制度性反彈。桑德斯博士認為前者在短期內較為可能，但後者的風險隨時間推移將逐步累積。

對台灣而言，張又俠案的觀察價值在於：共軍最高指揮層的人事動盪直接影響對台軍事行動的決策品質與執行效率，此一變數應納入我國威脅評估的動態模型之中。

---

七、四種未來控制模式評估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桑德斯博士在研究中提出四種可能的未來黨軍控制模式，作為評估中共軍事清洗後黨軍關係走向的分析框架。各模式具有不同的內在邏輯、運作機制及對共軍戰力的差異化影響。

模式一：強化個人集權型（Enhanced Personalist Control）。 此模式假定習近平成功透過持續清洗建立對軍方的絕對個人控制，軍方高層完全喪失自主決策空間，所有重要軍事決策均需經由習近平本人或其極小圈子的直接批准。此模式的優勢在於政治控制力最強，但代價是軍事專業判斷被嚴重壓縮，指揮效率因過度集中化而大幅降低。在戰時環境中，此種模式將面臨資訊傳遞瓶頸與決策延遲的致命缺陷。

模式二：制度化監控型（Institutionalized Surveillance）。 此模式側重於透過強化政治委員制度、軍紀監察體系及技術監控手段（如數位化政治審查系統），建立對軍方的制度化常態監控。與模式一相比，此模式允許軍方在受監控條件下保有一定程度的專業決策空間，但軍官群體的行為將受到嚴格約束。桑德斯博士認為此模式在理論上最能平衡政治控制與軍事效能的矛盾，但其成功運作取決於監控體系本身不被腐蝕或規避。

模式三：精英共謀型（Elite Collusion）。 此模式描述清洗壓力下軍方高層與黨的領導層之間形成新的利益交換默契。軍方以更高程度的政治表態換取核心利益的保障，黨的領導人則在確認忠誠度後適度放鬆控制。此模式實質上是「有條件服從」的2.0版本，但桑德斯博士認為在習近平的執政風格下實現的可能性較低。

模式四：結構性對立型（Structural Antagonism）。 此模式為最悲觀的情境預判，描述持續清洗導致黨軍之間信任關係完全破裂，軍方在表面服從下醞釀制度性抵抗。此種抵抗不一定表現為公開的政變行為，而更可能以消極怠工、選擇性執行命令、情報封鎖等隱性方式呈現。桑德斯博士警告，此模式雖然在短期內概率最低，但其一旦實現將對中共政權穩定及區域安全產生最具破壞性的後果。

綜合評估，桑德斯博士認為當前共軍最可能處於模式一與模式二的混合狀態，但長期走向仍存在高度不確定性。

---

八、對共軍戰備能力的影響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桑德斯博士的研究對軍事清洗造成的共軍戰備能力影響進行了多層面評估，其結論指向短期至中期內共軍作戰準備程度出現顯著下滑。此一判斷對理解共軍當前實際軍事能力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在指揮體系層面，大規模的高階將領更替直接衝擊共軍的指揮鏈連續性。聯合作戰指揮體系要求各級指揮官之間建立基於長期合作的默契與信任，而密集的人事異動迫使新任指揮團隊在短時間內重建此種協調機制。特別是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層級，指揮官對轄區內兵力部署、作戰計畫及地理環境的熟悉程度需要相當時間積累，頻繁的人事輪調將嚴重壓縮此一學習週期。

在火箭軍戰力層面，影響最為直接且嚴重。火箭軍作為共軍戰略嚇阻與常規精準打擊的核心力量，其指揮團隊幾乎遭到全面換血。更令人關注的是，清洗過程中揭露的飛彈燃料品質問題與裝備採購弊案，引發國際社會對共軍戰略武器系統實際可靠性的嚴重質疑。若部分飛彈系統確因腐敗問題存在技術缺陷，則共軍的核嚇阻可信度與常規打擊效能均將受到實質削弱。

在軍事訓練與演習層面，桑德斯博士注意到2024年以來共軍大規模聯合演習的頻率與複雜度出現微妙變化。雖然中共官方媒體持續宣傳軍事訓練成果，但從可觀察的演習規模與科目設置分析，部分跡象顯示聯合作戰演練的實質強度有所降低，這可能反映指揮層級人事不穩對訓練規劃的連鎖影響。

在組織士氣層面，持續的清洗運動對共軍中高階軍官群體產生了顯著的心理壓力效應。當軍官群體普遍擔憂自身可能成為下一波清洗對象時，其行為模式將趨向風險規避與消極被動。此種組織文化的轉變將抑制軍事創新、降低訓練中的冒險意願，並可能導致戰時關鍵時刻的決策猶豫。桑德斯博士將此稱為清洗的「隱性成本」，認為其對共軍長期戰力的侵蝕效應可能比人事損失本身更為深遠。

---

九、對台海軍事行動的影響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桑德斯博士的研究雖未以台海議題為主軸，但其分析框架對評估軍事清洗對共軍對台作戰能力的影響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與實證基礎。本節在其研究基礎上，結合台灣安全視角進行延伸分析。

首先，在戰略決策層面，軍事清洗削弱了共軍高層向最高領導人提供坦誠專業軍事建議的能力與意願。對台軍事行動涉及極為複雜的聯合登陸作戰、制空制海爭奪及後勤支援等多維度作戰問題，需要指揮團隊具備高度的專業判斷能力。然而，在當前清洗壓力下，軍方高層更可能傾向於迎合最高領導人的政治期待，而非提供基於軍事現實的客觀評估。此種「報喜不報憂」的決策環境可能導致兩種極端結果：要麼低估作戰困難度而貿然發動軍事行動，要麼過度謹慎而錯失戰略機遇窗口。

其次，在聯合作戰能力層面，對台軍事行動被公認為現代軍事史上最複雜的兩棲登陸作戰之一，對各軍種之間的協調配合要求極高。火箭軍的大規模人事震盪直接影響導彈飽和攻擊的規劃與執行能力；東部戰區指揮團隊的調整可能削弱對台海戰場環境的掌握程度；海軍與空軍高層的人事變動亦增加了聯合作戰中跨軍種協調的不確定性。桑德斯博士引用歷史案例指出，軍事組織在經歷大規模人事清洗後，通常需要三至五年時間方能恢復至清洗前的作戰協調水準。

第三，在情報安全層面，清洗過程中涉及的情報洩漏指控增加了一個額外的複雜因素。若部分被清洗將領確實存在與外國情報機構的不當接觸，則共軍對台作戰計畫的機密性可能已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害，迫使共軍對既有作戰方案進行全面檢視與修訂，此一過程將進一步延遲作戰準備的時程。

最後，桑德斯博士提出一個值得台灣安全決策圈深思的觀點：軍事清洗雖然在短期內降低了共軍發動對台軍事行動的能力與可能性，但也可能在特定情境下成為加速軍事冒險的催化劑。如果習近平判斷需要透過對外軍事行動來轉移國內注意力、重建軍方凝聚力或驗證清洗後新團隊的忠誠度，則台海危機的風險反而可能在非預期的時間節點上升。

---

十、後習近平時代的黨軍關係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桑德斯博士的研究中最具前瞻性的分析之一，是對後習近平時代黨軍關係可能走向的探討。鑒於習近平已打破中共最高領導人任期限制的政治規範，其離任的時機、方式及繼承安排充滿不確定性，但軍事清洗對這一過渡過程的影響已經開始浮現。

桑德斯博士指出，習近平時代的軍事清洗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結構性困境：當最高領導人透過系統性的清洗摧毀了軍方的制度化自主空間後，繼任者將面臨一個完全依附於前任個人權威的軍事體系。此種體系的忠誠基礎是個人的而非制度的，因此在領導人更替時將經歷嚴重的忠誠轉移危機。被習近平提拔的軍事領導人對繼任者缺乏天然的效忠動機，而繼任者亦無法確認這些將領是否會成為前朝勢力的潛在反撲基礎。

此一困境可能催生數種發展情境。第一種情境是繼任者延續清洗模式，以新一輪人事整肅確立自身對軍方的控制。但此種做法的邊際成本將隨每一輪清洗而遞增，因為可用的合格替補人選在經歷多次清洗後已嚴重不足。第二種情境是繼任者與軍方達成新的「有條件服從」默契，以部分恢復軍方自主空間換取政治支持。此種情境在理論上最有利於共軍專業化發展，但需要繼任者具備足夠的政治自信與靈活性。

第三種情境最為危險：權力交接過程中出現嚴重的政治不穩定，軍方被迫或主動介入繼承爭議。桑德斯博士強調，中共歷史上每一次最高權力交接都涉及軍方的關鍵角色——從林彪事件到四人幫的逮捕，再到華國鋒的被邊緣化。軍事清洗雖然削弱了軍方作為獨立政治力量介入的能力，但也可能使權力交接過程失去軍方作為穩定力量的緩衝功能。

對台灣安全而言，後習近平時代的黨軍關係走向直接影響中共對台政策的延續性與可預測性。若權力交接伴隨內部不穩定，對台軍事威脅可能在短期內下降但長期不確定性將顯著上升。我國國防規劃應將此種戰略不確定性納入長程建軍備戰的情境想定之中。

---

十一、與歷史上軍事清洗的比較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桑德斯博士在研究中將習近平的軍事清洗置於更廣泛的歷史比較框架中分析，透過與蘇聯史達林大清洗、土耳其艾爾多安軍事整肅及中共自身歷史上的軍事人事危機進行對比，揭示共軍當前處境的獨特性與歷史規律性。

與史達林1937至1938年紅軍大清洗的比較最具啟發性。史達林清洗消滅了紅軍五分之三的元帥、幾乎全部的軍區司令及大量師旅級指揮官，直接導致蘇聯在1941年德軍入侵初期遭受災難性失敗。桑德斯博士指出，習近平的清洗在規模比例上雖未達史達林大清洗的程度，但在質性特徵上存在令人警惕的相似之處：兩者都源於最高領導人對軍方忠誠度的極端猜忌，都呈現不斷擴大的「擴散效應」（cascade effect），且都對軍事專業能力造成難以迅速彌補的損害。關鍵差異在於：史達林的清洗涉及大規模處決，而習近平的清洗主要採取紀律處分與法律程序，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對軍方士氣的極端破壞效應。

與土耳其2016年政變未遂後艾爾多安對軍方的整肅相比，共軍清洗呈現不同的動力機制。土耳其的軍事整肅有明確的觸發事件（政變企圖），清洗對象可依據參與政變的證據進行界定。而習近平的清洗缺乏此種明確的觸發事件，清洗邊界的模糊性使其更具擴散性與不可預測性。

與中共自身歷史上的軍事人事危機相比，當前清洗的獨特性在於：毛澤東時期的軍中整風雖然劇烈，但多發生在革命戰爭或政治運動的特殊背景下，且當時共軍的制度化程度遠低於今日。林彪事件後的軍方整頓雖然涉及高層清洗，但範圍有限且迅速穩定。習近平的清洗則發生在共軍制度化程度最高、技術複雜度最大的歷史時期，被清洗者的專業替補難度遠超歷史上任何時期。

桑德斯博士總結指出，歷史經驗一致表明：大規模軍事清洗的效果具有滯後性，其對戰力的全面影響往往在清洗結束數年後才充分顯現，通常是在軍隊面臨實際軍事挑戰的關鍵時刻。此一歷史規律對評估共軍未來五至十年的實際作戰能力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

十二、台灣的戰略機遇與風險評估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基於桑德斯博士研究的分析框架，本節就共軍軍事清洗為台灣帶來的戰略機遇與潛在風險進行綜合評估，為我國國防戰略規劃提供參考依據。

在戰略機遇方面，共軍軍事清洗為台灣創造了一個難得的戰略緩衝窗口。第一，火箭軍的人事震盪與裝備可靠性疑慮，在短期內削弱了共軍對台導彈飽和攻擊的威脅可信度。我國國軍應把握此一窗口期，加速推動防空與反飛彈系統的部署強化，同時深化關鍵軍事基礎設施的抗打擊能力建設。第二，共軍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的人事不穩定，為國軍在台海防禦作戰中利用敵方指揮協調弱點提供了戰術層面的機會。第三，清洗所引發的共軍組織文化轉變——特別是中高階軍官的風險規避傾向——可能降低共軍在灰色地帶行動中的主動性與靈活度，為台灣在心理與資訊作戰領域開闢新的操作空間。

第四，軍事清洗的持續進行消耗了中共高層的政治注意力與決策資源，在客觀上降低了台海議題在中共戰略議程中的優先排序。此一效應雖然是暫時性的，但為台灣爭取了推動國防自主與國際合作的寶貴時間。第五，清洗中暴露的共軍裝備品質問題為我國情報機構提供了重要的研析切入點，有助於更精確地評估共軍特定武器系統的實際效能。

在風險評估方面，需特別警惕以下情境。第一，不可將清洗的短期效應過度外推為長期趨勢。歷史經驗表明，軍事組織在經歷清洗後可能實現「創造性重建」，清洗後的新團隊在排除舊有窠臼後反而可能推動更具效率的改革。第二，如前文分析，軍事清洗在特定條件下可能成為加速對外軍事冒險的催化劑，此種「向外轉移矛盾」的風險不容忽視。第三，過度關注清洗帶來的共軍弱點，可能導致我方出現戰略判斷上的認知偏誤，低估共軍在特定作戰場景中仍具備的實質威脅能力。

第四，清洗可能催生共軍內部更為隱蔽的派系鬥爭，增加共軍行為的不可預測性。在極端情境下，若軍方內部不滿情緒失控，可能導致非理性的軍事挑釁行為，此類「意外升級」的風險管控需要我方具備更為敏銳的預警與危機管理能力。

總體而言，國軍應在充分利用清洗帶來的戰略緩衝窗口之同時，維持對共軍威脅的高度警覺，避免陷入「敵弱我安」的麻痺思維。

---

十三、引用文獻

> 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1. Saunders, Phillip C. "PLA Autonomy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 Purges." *PLA Watch Special Issue*, 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 2026. https://centerforchinaanalysis.substack.com/p/pla-watch-special-issue-by-dr-phillip

2. Saunders, Phillip C., and Andrew Scobell, eds.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 Shambaugh, David.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4. Mulvenon, James C. *Soldiers of Fortun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hinese Military-Business Complex, 1978-1998*. Armonk: M.E. Sharpe, 2001.

5. Joffe, Ellis.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 Blasko, Dennis J. *The Chinese Army Today: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12.

7. Chase, Michael S., et al. *China's Incomplet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ssessing the Weaknesse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5.

8. Wuthnow, Joel,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ese Military Reform in the Age of Xi Jinping: Driver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7.

9. Glantz, David M. *Stumbling Colossus: 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8.

10. Perlmutter, Amos, and William M. LeoGrande. "The Party in Uniform: Toward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 no. 4 (1982): 778-789.

11. Greitens, Sheena Chestnut. "Dictators and Their Secret Police: Coercive Institutions and State Viol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2025.

13. 國防部. 《中共軍力報告書》. 中華民國國防部, 2025年版.

14. Mattingly, Daniel C. "How the Party Commands the Gun: The Foreign Threat Channel." *Journal of Politics* 84, no. 2 (2022): 1112-1126.

15. Fravel, M. Taylor. *Active Defense: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Since 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

*本報告由研究團隊基於公開來源情報進行分析撰寫，分析觀點不代表任何機構之官方立場。*

*研究時間：2026-03-18 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