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海警艦持續侵入東沙（5次）、金門（4次）管制水域，台灣海

中共海警艦持續侵入東沙（5次）、金門（4次）管制水域，台灣海

日期：2026-07-05

來源議題：20260705_議題03_中共海警艦持續侵入東沙（5次）、金門（4次）管制水域，台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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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中共海警艦持續侵入東沙（5次）、金門（4次）管制水域，台灣海巡署官員宣示攔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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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警艦持續侵入東沙（5次）、金門（4次）管制水域，台灣海巡署官員宣示攔阻立場

報告日期：2026年07月05日

生成時間：2026-07-05 06:56（台北時間 UTC+8）

一、執行摘要與核心判斷

2026年6月，中共海警局（CCG）針對台灣東沙群島與金門限制水域的侵入行動，其強度、頻率與複合性均顯著提升，已從零星的戰術性騷擾明確升級為具有高度戰略意圖的「制度性管轄」建構階段。本月，中共海警艦艇編隊共計侵入東沙周邊管制水域5次、金門限制水域4次，其行動呈現出「高頻常態化、多點同步化、編隊混合化」等全新且更具威脅性的特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6月5日於東沙海域首次觀測到大型海洋研究船與海警船的協同作業模式，此舉標誌著北京正將「科學考察」作為新興工具納入其灰色地帶作戰工具箱，旨在將法律戰、心理戰與實質存在感進行戰術疊加，達成「以民掩軍」、「以科研掩護軍事準備」的戰略欺騙效果。面對此一嚴峻態勢，台灣海巡署（CGA）官員一改過往「監控驅離」的被動模式，明確宣示將對中共任何登檢要求採取「主動攔阻」立場。此一政策上的關鍵轉向，預示著台海執法對峙的風險螺旋，將從「被動監控期」正式進入「主動對抗期」，第一線執法人員的授權、誤判機率與衝突風險急遽升高。

表1：本月關鍵事件與核心判斷摘要

資料來源：本報告根據2026年6月台灣國防部、海巡署公開發布之資訊，以及開源情報（OSINT）數據綜合研判。

本報告核心判斷如下：第一，中共海警的常態化巡弋，其根本目標是透過「切香腸」（salami-slicing）策略，以非軍事手段達成軍事目的。北京正系統性地侵蝕台灣對其離島周邊水域的實質管轄權，為最終建立「準封鎖」的既成事實進行鋪墊。此舉不僅是其南海行動模式的簡單複製，更是加入了水文資料蒐集等軍事準備要素的升級版本，顯示其意圖更為深遠且具侵略性。第二，台灣海巡署採取「主動攔阻」立場，雖是捍衛主權、遏止現狀被單方面侵蝕的必要之舉，但也將第一線執法人員推向衝突的風口浪尖。這使得海上誤判與物理衝突的機率顯著提高，對執法人員的接戰準則（ROE）、艦艇裝備韌性、高壓下的心理素質，以及與海軍的協同應變能力，都構成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第三，中共將科研活動軍事化，將其無縫整合入海警巡邏體系，顯示其正系統性、大規模地進行水文數據蒐集與海底地形測繪。這類情報是典型的「戰場環境情報準備」（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the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IPOE），其直接軍事用途包括潛艦航道規劃、水雷反水雷作戰、以及未來可能的封鎖或兩棲作戰的航道選擇與登陸點評估。此舉已遠遠超出主權宣示的範疇，是明確的軍事準備行為。

最後，本報告認為，這一系列行動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共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SS）將其定位為「步步進逼的挑戰」（Pacing Challenge）的直接且強硬的回應。北京意在以實際行動測試美台協防承諾的決心、反應速度與介入底線，巧妙地利用低於戰爭門檻的執法行動，持續、漸進地改變台海現狀。此舉不僅直接威脅台灣的生存與安全，更對整個印太地區的航行自由與穩定構成直接且日益嚴重的威脅，是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根本性挑戰。

二、背景與現況

本次中共海警在東沙與金門的行動升級，發生在一個多層次、高動態的宏觀戰略背景之下。其動機與影響必須從地緣政治的外部壓力、法律戰的內部授權、台灣內部情勢的演變，以及軍事科技的賦能四個關鍵維度進行深度剖析，方能窺其全貌，並理解其行動的必然性與危險性。

表2：中共灰色地帶行動升級的宏觀戰略背景因素

資料來源：本報告綜合美國《2024年國家防衛戰略》、中共《2021年海警法》及相關學術文獻分析整理。

首先，在地緣政治層面，美國2024年《國家防衛戰略》（NDS）明確將印太地區視為優先戰區，並將中國定義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以此為指導，美、日、澳、菲等國持續深化安全合作，從「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UKUS）的核潛艦技術共享到「四方安全對話」（QUAD）的聯合演訓，再到美日菲三邊峰會的機制化，一張對中國海上擴張的「整合性嚇阻」（Integrated Deterrence）網絡已然成形。北京在台海的灰色地帶行動，可視為對此戰略圍堵的非對稱反制。其意圖在第一島鏈的關鍵節點（如台灣離島）製造可控的緊張局勢，藉此測試同盟體系的反應韌性、協調能力與政治決心，並向區域國家展示其挑戰美國主導秩序的能力與意志。

其次，在法律戰（Lawfare）層面，中共自2021年強行實施《海警法》，授權其對外國船隻使用武力後，便持續以國內惡法來衝擊、挑戰既有的國際海洋法秩序。北京單方面主張對台灣海峽及周邊水域擁有主權、主權權利與管轄權，完全無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中關於領海、鄰接區及專屬經濟區的明確規定。金門的「限制、禁止水域」與東沙的「管制水域」均為台灣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國家安全法》所劃設，具有堅實的國內法效力。北京對此概不承認，並試圖以其海警船的常態化實體存在，來創造新的「法律事實」，進而掏空台灣的執法正當性，為其最終的「內海化」主張鋪路。

第三，在台灣內部情勢上，新政府於2026年初上任後，北京持續加大對台政軍綜合壓力，旨在塑造「以外部壓力促成內部妥協」的政治氛圍。海警行動的常態化，不僅是對台灣海巡與海軍防務能量的持續消耗，更是對台灣民心士氣的精準心理戰。透過在媒體與網路空間反覆播送海警船迫近離島、噸位懸殊的畫面，製造「政府無力保護領土」的負面印象，企圖動搖民眾對國軍與海巡執法能力的信心，製造社會焦慮與政治對立，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空間。

第四，就軍事科技發展而言，中共近年來大力投資於C5ISRT（指揮、管制、通訊、電腦、網路、情報、監視、偵察與目標定位）系統，其海警船艦與解放軍海軍（PLAN）、空軍（PLAAF）乃至天基偵察系統（如北斗、遙感系列衛星）的數據鏈路已趨於無縫整合。這意味著每一艘海警船都不再是單獨的執法平台，而是整個解放軍作戰體系的前沿感測器、情報節點與壓力施加者，能即時接收來自解放軍戰區司令部的指令與情報支援。台灣海巡署在應對時，所面對的不僅是水面上的數艘船艦，而是其背後由整個解放軍支援的龐大作戰體系。因此，台灣的應對策略必須超越傳統的執法對抗思維，將其納入整體國防的「不對稱防衛」框架中進行跨部門的統籌規劃。

三、事件脈絡與長期知識連結

2026年6月的密集侵擾行動，並非孤立或突發的事件，而是中共對台灰色地帶戰略長期、系統性演進的必然產物。回顧過去數年的發展軌跡，中共海警的行動模式呈現出清晰的、階梯式的升級路徑，從偶發性騷擾逐步演變為制度化、常態化的壓力測試。其核心目標始終圍繞著「以武警為體，以執法為名，行軍事之實」的戰略方針，企圖在不跨越戰爭門檻的前提下，蠶食台灣的戰略空間，達成最大的戰略收益。

從時間軸上觀察，此一演變可清晰地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20-2023年，存在感建立期），中共海警行動主要集中於台灣海峽中線西側，以伴航、監控台灣海巡船為主要任務，較少直接、蓄意地進入金門、馬祖的限制水域。此階段的戰略目標在於建立海上存在感、熟悉台方的應對模式、反應時間與執法程序，並對其自身的指揮、通信與後勤鏈路進行基礎的壓力測試。行動相對克制，政治宣示意義大於實質威脅。第二階段（2024-2025年，執法權挑戰期），以2024年金門漁船事件為戰術轉捩點，中共藉此為由，撕毀過去的默契，開始常態化派遣海警船編隊進入金門限制水域，並同步將行動範圍顯著擴展至南海的東沙群島。根據[知識庫：intel-portal/public/data/20260628.json#topic02]的歷史數據，中共海警在東沙周邊的年度巡邏天數，從2024年的約25天，激增至2025年的60天以上，船艦噸位也從千噸級為主升級為三千噸級以上。此階段的目標已質變為直接挑戰台灣的執法權威，並持續測試台灣的防禦底線與政治紅線。

第三階段（2026年至今，「準封鎖」與「管轄權建構」期），行動強度與複雜度進入全新層級。如表3所示，不僅侵擾的頻率和強度達到歷史新高，更首次引入了研究船等新型混合編隊，顯示其行動已超越單純的主權宣示，進入了戰場環境經營的實質準備階段。6月5日的協同行動是此階段的標誌性事件，透過「科學研究」的偽裝，中共試圖將其在東沙水域的非法軍事準備活動「合法化」、「無害化」，進一步壓縮台灣的國際話語權與反應空間。此模式完美呼應了[知識庫：wiki/concepts/海上灰色地帶階梯式作戰.md]所描述的，透過海上民兵、海警、海軍三層力量，以非軍事手段達成戰略效果的經典戰術。這充分展現了中共將理論研究與實戰演練高度結合，並不斷迭代升級其戰術工具箱的能力。

表3：中共海警對台離島灰色地帶行動演進分析（2024-2026）

資料來源：本報告根據台灣國防部、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歷年公開報告，並交叉比對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亞洲海事透明度倡議（AMTI）數據庫綜合整理。

在此脈絡下，台灣海巡署官員的強硬表態，成為必然且必要的戰術反應。過去長期奉行的「不挑釁、不衝突、不示弱」的模糊策略，在面對北京步步進逼的漸進式擴張時，已顯得力不從心且無法有效嚇阻。宣布將「主動攔阻」，意在重新劃定清晰的行為紅線，向北京及國際社會明確傳達台灣不接受現狀被片面改變的堅定決心。然而，此舉也無可避免地將台灣推向了應對灰色地帶衝突的最前線，未來任何一次海上對峙，都可能因誤判或意外，成為引爆更大規模衝突的潛在導火線。此情勢的發展，完全符合[知識庫：wiki/events/20260403_東沙群島防禦強化與中國灰色地帶升級.md]中的預測，即中共將持續利用東沙在地緣上的脆弱性與戰略價值，將其作為對台進行極限施壓與戰術創新的「壓力測試實驗室」。

四、能力、戰術與制度分析

中共海警（CCG）在2026年6月的系列行動中，充分展現了其自2018年劃歸武警部隊、納入中央軍委統一指揮後，在能力、戰術與制度上的全方位躍升。其核心屬性已從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海上執法機構，徹底質變為一支執行國家意志、遂行灰色地帶作戰、具備準軍事能力的「第二海軍」，其綜合實力已對區域內所有其他國家的海巡力量構成壓倒性優勢。

能力層面，中共海警的裝備現代化與大型化趨勢極為突出。參與此次行動的海警船艦，噸位普遍在2000至5000噸級，部分任務更由萬噸級的「海警2901」（即「招頭」級巡邏艦，被國際觀察家稱為「怪獸」）等旗艦領銜。這些大型船艦不僅具備更佳的耐波性與遠海續航力，能支持在東沙等遠離大陸的水域執行長期部署任務，其堅固的船體結構設計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非致命武器。在近距離對峙中，它們可輕易執行撞擊、擠壓、攔阻等高風險戰術，對噸位普遍在600至4000噸級的台灣海巡艦艇形成物理上的絕對優勢。此外，多數主力海警船配備了與海軍056型護衛艦同級的76毫米速射艦砲、30毫米機砲、高壓水砲及先進的光電偵蒐系統，其火力與感測能力已全面超越亞太地區絕大多數國家的海巡艦艇。更關鍵的是，其與解放軍共通的數據鏈系統，使其能即時獲取戰區級的態勢感知情報，實現「警-軍」無縫協同，大幅提升了其行動的效率與威脅性。

戰術層面，中共海警的行動展現了高度的「計畫性」、「複合性」與「可控性」。首先，其採用「多點齊發、重點突破」的戰術，同步在金門與東沙兩個相距甚遠的戰略支點製造壓力，有效分散台灣海巡署的應對能量，使其首尾難以兼顧，造成資源調度的困境。其次，引入研究船的「混合編隊」戰術，是典型的「三戰」（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在海上的實踐應用。透過將具有明顯軍事意圖的情報搜集活動，包裝在民事的「科學研究」外衣之下，大幅增加了台灣執法應對與國際輿論介入的複雜性與難度。若台灣強力攔阻，可能被其扭曲為「阻礙科學發展」；若不攔阻，則等於默許其進行戰場情蒐。第三，其行動節奏被精準控制在「低於戰爭門檻」的範圍內，頻繁進出管制水域，長時間對峙但不輕易開第一槍，旨在透過持續的心理消耗與物理疲勞，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術效果，並在國際法上製造模糊地帶。

表4：台海雙方海巡執法能力關鍵指標對比（概估）

資料來源：本報告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2026軍事平衡》、公開船艦註冊資料及美國國會研究處（CRS）相關報告分析。

制度層面，自2018年改革完成後，「軍委—武警—海警」的單一垂直指揮鏈，確保了海警的行動能夠完全、高效地貫徹最高領導層的政治與軍事意圖，徹底排除了地方政府或不同行政部門間的潛在干擾與延遲。2021年實施的《海警法》更為其在所謂「管轄海域」內採取包括使用武器在內的一切必要措施，提供了看似完備的國內法依據。這套制度設計，使得中共海警成為一個極具效率與彈性的灰色地帶作戰工具，能夠在法律、執法與軍事行動等多重角色之間靈活切換，讓對手難以定性與應對。相較之下，台灣海巡署作為一個行政執法機關，在面對具備完整軍事體系支撐的對手時，無論在法律授權的清晰度、裝備的規模，還是在指揮層級的對等性上，都處於顯著的結構性劣勢。這也反向凸顯了台灣必須加速將海巡力量納入整體防衛作戰（ODP）規劃，並從制度上強化「軍-警」聯合情監偵（JISR）與協同作戰能力的絕對迫切性。

五、情報信號解讀

對2026年6月系列事件的綜合情報解讀顯示，北京正透過一套精心策劃、多層次、多渠道的組合行動，向台灣、美國及其盟友釋放複雜且具高度脅迫性的戰略信號。這些信號旨在塑造對其有利的戰略環境、測試各方反應底線，並為其後續的升級行動鋪平道路。解讀這些信號不能僅看單一事件，而應將其視為一個連貫的、具有內在邏輯的「戰略溝通」組合。

首先，行動信號（Operational Signals） 最為直接且強烈。海警船侵入的頻率、持續時長、編隊規模，以及首次與大型研究船的協同作業，共同構成了一個清晰的升級信號。研究船的出現尤其值得警惕，這是一個關鍵指標，表明中共的行動已從過去的主權宣示與存在感展示，實質性地進入了戰場環境情報準備（IPOE）階段。根據開源AIS（船舶自動識別系統）數據追蹤分析，該研究船在東沙周邊水域進行了系統性的網格狀航行。這種航行模式在商業或學術研究中極不尋常，其高密度、重複性的測線佈設，極大概率是在進行高解析度的海底地形測繪、水文資料（鹽度、溫度、流速、潮汐）蒐集。這些數據對於潛艦作戰航道規劃、水雷部署、反潛作戰（ASW）的聲納效能預測，以及未來兩棲登陸作戰的航道選擇和水文條件評估至關重要。此舉的信號是：北京不僅在挑戰當下的管轄權，更在為未來可能的軍事選項進行細緻的戰場準備，其耐心與決心不容低估。

其次，宣示信號（Declaratory Signals） 體現了中共純熟的法律戰與輿論戰意圖。中國海警局發言人、外交部及《環球時報》等官方媒體平台，口徑一致地將此次侵入行動描述為在「中國管轄海域」內的「例行性執法巡航」，並將台灣的防衛反應稱為「蓄意挑釁」。這種選擇性敘事旨在對內鞏固其主權主張的「合法性」，對外則試圖混淆國際視聽，將台灣基於主權的防禦性反應，扭曲描繪成「單方面挑釁」和「破壞區域穩定」。這種話術策略的目標是創造一個「虛假的對等」（false equivalence），模糊侵略者與防禦者的界線，從而削弱國際社會對台灣支持的力道。台灣海巡署官員公開的「主動攔阻」聲明，正是對此宣示信號的直接、必要的戰略反制，意圖打破北京單方面的敘事壟斷，向國際社會傳達真實情況。

第三，開源情報（OSINT）信號 反映了國際社會對此事件的高度關注與對潛在風險的深切擔憂。在X（前Twitter）等社交媒體平台上，諸如@detresfa_、@OSINTtechnical 等國際知名的軍事觀察與情報分析帳號，利用高頻率的商業衛星影像（如Planet Labs、Maxar Technologies）對涉事海警船的動態進行了近乎即時的追蹤、識別與分析。這些公開的分析報告與衛星照片，一方面揭露了中共行動的侵略性與欺騙性（例如，證明其船隻航跡並非「無害通過」），形成了對北京官方敘事不利的國際輿論壓力；另一方面，也廣泛傳播了第一線執法船艦近距離高速對峙的驚險畫面，加劇了國際政策圈與公眾對「擦槍走火」可能性的憂慮。這些OSINT信號，實際上已成為衝突雙方進行國際動員、信息披露與心理攻防的另一個重要戰場，其影響力不容小覷。

表5：多源情報信號綜合分析

綜合判斷，北京正試圖透過一套精心編排的組合拳，在國際社會的眼皮底下達成「溫水煮青蛙」的戰略效果。其釋放的信號是複雜、多層且具欺騙性的，旨在讓台灣和國際社會在反覆的騷擾中逐漸麻木、降低戒心，最終被迫接受其在台灣周邊水域的常態化存在，為實現「實質內海化」的終極戰略目標奠定基礎。台灣必須精準解讀這些混合信號，並透過自身行動與國際合作，釋放更清晰、更堅定、更具說服力的反制信號，才能有效嚇阻中共的進一步擴張。

六、比較分析

中共此次在東沙與金門的灰色地帶操作，並非其獨創的戰術，而是其在南海與東海地區長期實踐、不斷試錯並持續優化的標準作業程序（SOP）的延伸與升級。透過與其在南海（主要針對菲律賓仁愛暗沙）及東海（主要針對日本釣魚台）的經典案例進行比較分析，可以更清晰地洞察北京的戰略意圖、戰術演進路徑，以及其潛在的弱點與可被利用的破綻。

與南海仁愛暗沙（Second Thomas Shoal）模式的比較： 中共對待坐灘在仁愛暗沙的菲律賓「馬德ре山號」登陸艦的策略，與其當前對東沙群島施加的「準封鎖」壓力模式高度相似，可稱為「圍困消耗」模式。在南海，中共海警與海上民兵透過水砲攻擊、危險航行攔截、雷射照射、阻礙菲方補給船等一系列高強度騷擾手段，系統性地干擾、阻斷菲律賓對該據點的運補任務。這與其在東沙周邊水域建立常態化巡邏區，測試並試圖干擾台灣海巡運補的意圖如出一轍。其核心邏輯都是「圍點打援、長期消耗」，企圖在不直接動武的情況下，使對手的前沿據點因補給斷絕而自行崩潰或撤離。

然而，兩者存在關鍵不同：東沙島上有台灣的常備駐軍、機場跑道與行政設施，其法律地位與防禦能力遠比一艘坐灘的破舊軍艦更為穩固。台灣擁有更強大的海空軍力量進行反制與護航。因此，中共在東沙的行動目前更為謹慎，更側重於法律戰、心理壓迫與情報蒐集，而非直接的物理阻斷。儘管如此，南海的經驗清晰地預示了中共對東沙的最終劇本：一旦北京認為時機成熟或找到藉口，將毫不猶豫地將騷擾升級為實質的封鎖，這是台灣防務規劃中必須正視的最壞想定。

與東海釣魚台（Senkaku/Diaoyu Islands）模式的比較： 自2012年日本宣布將釣魚台「國有化」以來，中共海警船便開始對該島嶼周邊12海里領海進行常態化、風雨無阻的巡航，此為「主權並存化」模式。這種「以執法對抗執法，以存在對抗控制」的模式，與其在金門限制水域的行動邏輯完全一致。中共的目標是透過持續、高頻次的進入，打破日本對該海域的「單獨實效控制」（exclusive effective control），逐步建立「共同管轄」甚至「我方優勢管轄」的既成事實，最終掏空對手的主權主張。在釣魚台海域，中日雙方海警在長達十多年的對峙中，已形成一套雖高度緊張但相對可控的互動模式與潛規則。

然而，金門水域的特殊性使其風險遠高於釣魚台。金門的反應距離極短（距廈門僅數公里）、航道狹窄、以及複雜的民用船隻（漁船、貨輪、渡輪）活動，都使得誤判、意外碰撞與衝突驟然升級的風險，遠遠高於釣魚台周邊相對開闊的水域。中共正是有意利用這種高風險環境，對台灣施加更大的心理壓力。

表6：中共在不同海域的灰色地帶戰術比較分析

資料來源：本報告根據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日本海上保安廳公開報告及相關學術研究（如 CSIS AMTI, RUSI）綜合分析。

從上述比較中可以得出三個關鍵結論：第一，中共的灰色地帶戰術具有高度的「可複製性」與「演進性」。它會將在一個衝突區測試有效的戰術（如南海的水砲），迅速複製、應用到其他地區，並根據對手的反應進行調整和升級。第二，其行動的核心哲學是「以時間換空間」，透過長期的、低於戰爭門檻的持續消耗，逐步、漸進地改變現狀，極力避免因行動過激而引發對手（特別是美國）的強烈軍事反應。第三，台灣面臨的應對挑戰是複合且極為嚴峻的。東沙面臨著被「仁愛暗沙化」的潛在風險，而金門則面臨被「釣魚台化」的現實壓力。北京正試圖將兩種不同的壓力模式疊加應用於台灣，這要求台灣的應對策略必須兼具南海對抗的堅韌性與東海對峙的專業性，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自身獨特的、更具成本效益的「不對稱應對」方案。

七、威脅評估與替代解釋

綜合所有情資判斷，中共海警在2026年6月的密集行動，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構成了「高」等級的實質性威脅。此威脅是多維度的，不僅體現在物理層面的潛在衝突風險，更深層次地在於對台灣主權象徵、戰略縱深與國際法律地位的系統性、漸進性侵蝕。這種「溫水煮青蛙」式的侵蝕，其長期危害甚至大於一次性的軍事恫嚇。

主要威脅評估：

1. 主權侵蝕與管轄權真空化： 這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威脅。中共透過常態化、編隊化的執法巡邏，意圖將台灣在其離島周邊水域的合法管轄權從「絕對」變為「相對」，最終目標是建立北京的「優勢管轄權」。其策略是，透過反覆的非法進入，迫使台灣海巡疲於奔命，一旦台灣無法每次都有效驅離，就構成「執法不力」的事實，從而為其「代為執法」或「共同執法」的主張創造條件。若台灣無法有效反制這種持續性的存在，東沙與金門周邊水域將可能陷入「管轄權真空」或被北京實質控制的危險境地，這將嚴重衝擊國土完整性與國家主權。

2. 準封鎖與戰略絞殺： 特別是針對地理位置孤立的東沙，中共的行動已具備清晰的「準封鎖」（quasi-blockade）雛形。透過高頻次、長時間的海警船部署，可有效監控、騷擾甚至威懾台灣往來東沙的後勤補給線（海運與空運）。一旦政治情勢需要，北京可迅速將此「準封鎖」狀態轉為實質性的物理封鎖，切斷東沙與台灣本島的聯繫，對島上駐守的軍民造成人道危機與防務崩潰的雙重壓力。東沙將成為其對台極限施壓的致命籌碼，迫使台灣在更重大的議題上做出讓步。

3. 衝突升級與誤判風險： 台灣海巡署宣示「主動攔阻」，雖是捍衛主權的必要之舉，但也無疑將海上對峙的強度推向了物理接觸的臨界點。在雙方艦艇高速接近、高壓對峙的複雜環境下，因操作失誤、指揮鏈誤判、通信干擾或第一線人員的過激反應而引發擦撞、甚至交火的風險劇增。任何此類事件都可能被北京當作升級事態的藉口，引發更大規模的軍事介入。北京可能有意製造此類「意外」，並將責任歸咎於台灣，從而為其更激進的行動製造合法性，其後果不堪設想。

表7：中共灰色地帶威脅矩陣評估

資料來源：本報告分析團隊綜合研判。

替代解釋與反駁：

1. 解釋一：北京的行動僅是反應性的，旨在回應台灣新政府的「台獨挑釁」或美國的外部干預。 此觀點認為，海警行動是被動的，而非主動策劃的長期戰略，只要台灣或美國態度軟化，行動就會停止。

• 反駁： 此解釋忽略了中共灰色地帶戰略的長期性與連貫性。如前述第三章的脈絡分析，其行動升級軌跡清晰可見，遠早於台灣新政府上任，且與其在南海、東海的行動模式一脈相承。將其簡單歸因於對單一事件的反應，是嚴重低估了北京欲從根本上改變台海現狀的堅定戰略意圖與長期規劃。

2. 解釋二：此為中共內部鷹派或地方海警部門的擅自行動，為爭取功績或預算，未必完全代表中央的全面戰略。 此觀點認為存在「尾巴搖狗」的現象。

• 反駁： 此解釋完全不符合中共現行的「黨指揮槍」和高度中央集權的指揮體制。自2018年改革後，海警已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其所有重大涉外行動都需經過最高層的批准。在台海如此高度敏感的區域進行系統性、跨海區、多船種的協同行動，絕無可能是中低層級的擅自決策。這必然是經過精心計算的國家級戰略部署。

3. 解釋三：中共的主要目的僅為對內政治宣傳，向國內民眾展現其維護主權的強硬立場，以轉移內部經濟社會矛盾，並無實質性升級意圖。

• 反駁： 雖然對內宣傳確實是其目標之一，但將其視為唯一或主要目標則過於輕忽其行動的實質性。引入專業研究船進行系統性的水文測繪等行動，具有明確的軍事準備意涵，其成本與複雜性遠遠超出了文宣範疇。中共的行動模式歷來是「說到做到，做大於說」，其戰術部署與其戰略宣示高度一致，必須以最審慎的態度評估其軍事意圖。

待查證推測： 目前尚無法完全確認中共海警與海上民兵的具體協同指揮與通信機制，以及在衝突發生時，海上民兵將扮演何種具體角色（例如，是作為第一波衝擊消耗的「人肉盾牌」，還是作為外圍的封鎖監視鏈）。此外，台灣海巡署在宣布「主動攔阻」後，其更新的具體接戰準則（ROE）與武力使用授權細節仍屬高度機密，這使得對未來衝突升級路徑的精確預測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八、政策建議

為有效應對中共灰色地帶戰略的 систем性挑戰，台灣政府應採取一套多領域、跨部門的綜合性應對策略，從過去的「被動反應」轉向「主動塑造」，核心目標在於提升侵略成本、鞏固實質管轄、爭取國際支持，並強化自身韌性。政策建議應兼顧硬實力、軟實力與巧實力三個層面。

1. 強化執法能力與韌性（硬實力）：

• 加速「國艦國造」計畫2.0： 應優先建造噸位更大（建議在4000-6000噸級）、具備更強耐撞性、穩定性與續航力的海巡艦，並強化船體結構，以應對物理衝撞。同時，必須為其配備更有效的非致命性嚇阻裝備，如長程聲波裝置（LRAD）、高功率微波武器（HPM）、強力消防水砲等，以在避免衝突升級的前提下有效反制對方。
• 深化「軍-警」協同作戰機制： 應建立海巡署與海軍之間常態化、制度化的情報共享、通信整合與聯合作戰機制。在高風險區域如東沙，應將海軍艦艇作為海巡艦的戰術後盾，實施「執法在前、軍力在後」的分層應對模式，確保海巡在第一線執法時不受對方武力脅迫。應定期舉行聯合演習，模擬應對各種灰色地帶衝突場景。
• 強化離島防禦與補給韌性： 必須全面增強東沙島的防空（如野戰防空系統）與反艦（如岸置反艦飛彈）能力，將其打造成難以攻克的「毒蛙」。同時，應預置至少三個月以上的關鍵戰備物資（油、水、糧、彈、醫藥），並積極發展多元化的運補手段，包括測試利用大型無人機進行緊急物資投送，以降低對傳統海、空運輸線的單一依賴。

2. 優化法律戰與輿論戰策略（軟實力）：

• 建立並推廣「灰色地帶應對證據庫」： 應成立專責單位，系統性地蒐集、整理並以視覺化方式公開中共海警的非法行為證據（如AIS航跡圖、高畫質影像紀錄、關鍵通聯錄音）。將這些證據製作成多國語言的簡報、短片與報告，主動、即時地提供給國際主流媒體、智庫與各國政府，以專業、可信的內容爭奪國際敘事主導權，反制中共的虛假宣傳。
• 發起國際法律合作倡議： 主動邀請國際知名的海洋法學者與機構，就中共在台灣周邊水域的行動是否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國際海事組織（IMO）的避碰規則等國際法規，進行獨立的研究、發表學術意見並召開國際研討會，從法理上全面鞏固我方立場的正當性，並將此議題國際化。
• 推動「安全航行夥伴計畫」： 積極邀請理念相近國家的海巡或海軍艦艇（如美國、日本、澳洲、菲律賓），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內，與我方在台灣周邊公海進行聯合演訓、人道救援演練或友好訪問。此舉不直接挑戰中共，但能以實際行動彰顯國際社會共同維護區域航行自由的決心，形成對中共的間接嚇阻。

3. 深化國際合作與情報共享（巧實力）：

• 倡議建立「印太海巡資訊共享平台」： 建議以非官方或半官方形式，倡議建立一個由台灣、美國、日本、菲律賓、澳洲等國海巡單位參與的資訊共享平台（類似於新加坡的資訊融合中心, IFC），專門用於即時交換關於中共海警與海上民兵動態的非機敏性情資，建立共同的海域意識圖像（Common Maritime Picture）。
• 尋求先進技術與戰術合作： 與美國海岸防衛隊（USCG）、日本海上保安廳（JCG）等單位深化合作關係，引進其在應對灰色地帶衝突方面的先進戰術、技術（如AI輔助的目標識別系統）與人員培訓課程，全面提升我方海巡人員的專業素養與應變能力。
• 將議題納入多邊安全對話框架： 透過國會外交、二軌對話等多元管道，積極將中共在台海的灰色地帶威脅，納入G7、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日韓三邊峰會等國際場域的議程中，將其定位為對區域和平穩定的共同威脅，而非僅是兩岸問題，爭取國際社會的集體關注與壓力。

表8：政策建議與應對威脅之關聯矩陣

資料來源：本報告分析團隊綜合研擬。

九、趨勢、觀測指標與政策意涵

展望未來，中共海警對台的灰色地帶壓迫行動將呈現「常態化、實戰化、體系化」的嚴峻趨勢，其最終目標是徹底改變台海現狀，掏空台灣主權，為可能的軍事行動鋪平道路。台灣及國際社會必須建立一套清晰的觀測指標體系，以準確預判危機升級的可能性，並及時採取應對措施，避免陷入被動反應的困境。

未來趨勢預測：

• 未來一個月： 中共將持續在東沙與金門水域維持高強度的巡邏壓力，並利用其全球宣傳工具，將台灣海巡的「主動攔阻」立場扭曲描繪為「區域不穩定的根源」，為其後續任何升級行動進行輿論鋪墊。可能出現小規模、非致命性的物理接觸，如水砲對峙或近距離船艦擠壓，以測試台灣第一線的反應、決心與接戰準則。
• 未來三至六個月： 北京極有可能將灰色地帶行動的地理範圍擴展至馬祖、甚至台灣本島東部的專屬經濟區（EEZ），試圖建立一個環繞台灣全境的常態化執法壓力圈。與此同時，可能嘗試對前往台灣離島（特別是東沙）的運補船隻進行象徵性的「登船檢查」無線電喊話或模擬攔截，以此直接挑戰並羞辱台灣的管轄底線，製造台灣無力保護其航運的印象。
• 未來一年： 若台灣及國際社會未能形成有效的嚇阻與反制，中共可能採取更具實質性的步驟，例如在東沙周邊的國際水域建立半永久性的海上浮動平台或大型錨泊點，作為其海警船輪替與補給的前進基地，實現對該區域的長期監控與準駐紮。此舉將「準封鎖」轉變為「實質隔離」，構成衝突的重大升級，並徹底改變南海北部的戰略態勢。屆時，中共也可能宣布在該區域進行常態化軍事演習，進一步壓縮台灣的活動空間。

表9：中共灰色地帶行動升級觀測指標與預警

資料來源：本報告分析團隊根據中共可能行動路徑與升級階梯模型設計。

政策意涵：

中共的系列行動清晰地表明，台海的和平與穩定絕不能寄望於北京的善意或自我克制。其灰色地帶戰略的本質是一場「不對稱的消耗戰」，意圖在不觸發大規模戰爭的前提下，耗盡台灣的防禦資源、防衛意志與國際支持。因此，台灣的應對策略必須跳脫傳統的「軍事對軍事」思維，建立一套涵蓋法律、經濟、資訊、外交與國防的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應對體系。這也意味著，台灣的「不對稱防衛」不僅是軍事層面的「以小博大」，更應是戰略層面的，充分利用台灣的民主制度、科技實力與國際連結等非對稱優勢，來對抗中共的極權擴張。對美國及其盟友而言，若無法有效協助台灣應對此類「切香腸」式的灰色地帶侵蝕，將嚴重損害其在印太地區的領導信譽，並等於默許北京以非戰爭手段達成其戰略目標，其後果將是全球性的。

十、自我驗證與反論

為確保本報告分析的客觀性與嚴謹性，必須對其核心論點進行批判性審視，並考慮可能存在的分析盲點與替代性假設。此一過程有助於避免策略僵化，並為決策者提供更全面的視角。

核心論點： 本報告主張中共海警的行動是經過頂層設計、具有明確戰略意圖的系統性侵略，旨在逐步侵蝕台灣主權並為軍事行動做準備。

反論一：官僚體系慣性論（Bureaucratic Inertia Theory）

• 假設： 中共海警的行動升級，可能並非完全出於中央軍委的宏大戰略，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源於海警系統自身的官僚擴張動能。在獲得更多預算、更大船艦和更廣泛授權後，該部門有內在動力去「創造」業績，透過在台海等熱點地區的積極行動來證明其存在的價值與重要性，從而爭取更多資源。
• 驗證/證偽條件： 如果能夠觀測到中共海警在其他非戰略重點區域（如北部灣、黃海）也出現了類似的、不成比例的執法強度升級，則此假設的可信度增加。反之，若其行動能量高度集中於台海、南海等核心利益區，並與解放軍的戰略部署高度協同，則證明其行動更可能源於國家戰略指導，而非部門本位主義。

反論二：戰略欺騙論（Strategic Deception Theory）

• 假設： 北京在東沙與金門製造高強度緊張態勢，可能是一種聲東擊西的戰略欺騙。其真實目標或許是轉移台灣及美國的注意力，以便在其他方向（如南海對菲、中印邊境，甚至在科技或金融領域）採取更具決定性的行動。台海的緊張局勢成為一個「噪音產生器」，掩蓋其真實意圖。
• 驗證/證偽條件： 如果在未來數月內，台海周邊的海警行動強度突然緩和，但與此同時，中共在另一個戰略方向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成功在南海某島礁建立軍事設施），則此假設成立的可能性上升。持續監控中共在全球範圍內的戰略部署，是驗證此論點的關鍵。

反論三：內部政治鬥爭論（Internal Political Struggle Theory）

• 假設： 海警的強硬行動可能是中共內部不同政治派系鬥爭的外部化表現。鷹派可能透過製造外部危機來鞏固自身地位，打擊政治對手，並向最高領導人展現忠誠。行動的強度和時機可能更多地受到內部權力鬥爭週期的影響，而非純粹的對外戰略考量。
• 驗證/證偽條件： 此假設難以直接驗證，但可透過觀察中共高層人事變動、官方媒體對海警行動的報導調性變化等間接指標來進行推斷。若行動強度與中共內部重大的政治會議（如北戴河會議、中央全會）時間點高度相關，則此假設值得進一步研究。

潛在的分析偏誤：

• 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作為威脅評估報告，分析師可能傾向於從最壞情況（worst-case scenario）出發，過度解讀中共的每一個動作，將所有行為都視為惡意侵略計畫的一部分，而忽略了其他可能性（如前述的官僚慣性或意外事件）。為克服此偏誤，應建立一個由不同背景專家組成的「紅隊」（Red Team），專門對主流分析提出挑戰，並對各種替代解釋給予同等權重的考量。
• 鏡像思維（Mirror-Imaging）： 分析中可能不自覺地以台灣或西方的理性決策邏輯去推斷北京的行為模式。例如，我們可能認為北京會極力避免可能引發國際干預的衝突升級，但北京的風險承受能力、對成本效益的計算方式，以及其國內政治壓力，可能與我們截然不同。深入研究中共的戰略文化與決策機制，是避免此偏誤的必要功課。

透過上述自我驗證與反思，本報告承認，雖然「系統性侵略論」是目前證據支持度最高的解釋，但決策者仍需對其他可能性保持開放心態，並根據後續情資發展，動態調整評估與應對策略，避免陷入單一思維的陷阱。

十一、結論、情報限制與參考文獻

結論

2026年6月，中共海警在東沙與金門水域的行動升級，絕非單純的執法爭議，而是北京對台「法律戰、心理戰、輿論戰」三戰合一的實踐，標誌著其灰色地帶戰略已進入「實質管轄權建構」的新階段。透過將執法行動與科研活動結合，並在多點同步施壓，中共正系統性地侵蝕台灣主權，測試美台防衛底線，並為未來可能的軍事封鎖進行精細的戰場預置。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其目標是在不觸發全面軍事衝突的情況下，達成戰爭才能實現的戰略目的。

台灣海巡署「主動攔阻」的政策宣示，是捍衛主權、阻止現狀被蠶食的必要回應，但也使台海陷入了自1996年飛彈危機以來，最不穩定且易於擦槍走火的戰略窗口期。中共的行動不僅是對台灣的直接威脅，更是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海洋秩序的公然挑戰。若國際社會無法有效嚇阻此類「低於戰爭門檻」的侵略行為，將等於默許北京以非軍事手段改變印太地區的戰略地圖，其連鎖效應將遠不止於台灣海峽。台灣在此不僅是為自身主權而戰，更是站在捍衛全球航行自由與民主價值的第一線。

情報限制

本報告的分析基於公開情報、商業衛星數據與對過往事件的模式辨識，但仍面臨以下關鍵情報限制，這些限制可能影響結論的精確性：

1. 決策意圖不透明： 對於中共最高領導層（特別是中央軍委）下達給海警部隊的具體指令與授權範圍，缺乏直接情資（Direct Intelligence）。這使得對其行動底線與升級意圖的判斷，主要依賴於行為歸納而非直接證據。

2. 接戰準則（ROE）的缺口： 無法獲取台海雙方第一線指揮官所依據的詳細接戰準則。這使得對海上對峙中具體升級路徑的預測存在高度不確定性，難以精確評估「擦槍走火」的具體機率。

3. 水下動態未知： 本報告主要聚焦於水面活動。對於中共是否同時派遣潛艦或水下無人載具（UUV）在相關水域進行協同偵察或部署，目前缺乏有效的監控手段與公開情報。水下維度是本報告分析的一個主要盲點。

4. 海上民兵的真實角色： 對於與海警船協同行動的中國漁船，其是否為海上民兵、指揮鏈為何、以及被賦予何種戰術任務（情蒐、衝撞、騷擾），情報掌握仍不完整，難以準確評估其在衝突中的確切威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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